2013年2月26日，在貴州萬林的一次論壇上，申音和《中國周刊》主編朱學東有了一次交談。這次在竹匾、南瓜、菜花和山巒之間的對談被兩個人延伸到了微博上，成了一個花花世界弄潮兒和傳統媒體守望者之間的辯經。
 

　　申音說：“雖然傳統媒體人都往新媒體跑，但絕大多數很難適應。我看紙媒還有機會，走定制化設計品路線。砍掉傳統發行渠道，定價提升10倍，限量特供邀請制發行，重金設計，不養記者，按《紐約客》的稿酬請一流寫手，內容一律不準上網，只用微博微信預報和溝通用戶。只與一流品牌深度合作。”
 

　　朱學東回復說：“不完全同意、雜志也是商業，但商業不是唯一。單純商業考量的話，雜志就不再是雜志，《中國周刊》也不再是《中國周刊》，朱學東也不再是朱學東了。轉身之難，難在過去所受教育和生活經驗以及對它們的不同理解。”
 

　　這兩個人站在產品價值和新聞價值的角度上各說各話。幾個月后，申音坐在辦公室里，回憶起這次爭辯，說：“我相信我的話會在他心里留下一顆種子。要做傳統媒體的守門人，很好，也值得尊敬。但問題是，你不能又想在花花世界，又想做孤獨的潛行者。”
 

　　一個只看手機不看書遑論雜志的屌絲時代到來了。就如同蒸汽機的發明迎來了大航海時代和資本主義民主一樣，手機社會的商業模式和生產關系都面臨大變局。每個人都希望更多人同意自己的觀點，但沒有能夠證明自己一定是正確的。莫衷一是的時候，凱文·凱利的《失控》聊備一格。現在看來，這本寫在1990年的書變得更加時髦了。在書里，他說：“網絡中沒有知識的中央管理者，只有獨特觀點的監護人……分布式的，無領導的，自然出現的整體性成為社會的理想……計算機促使了異質化、個性化和自由意志。”
 

　　亦步亦趨的媒體人和觀察家已經無法解釋世界的變化和預判人類的未來了，我們只能稍微相信點兒技術哲學家的話，哪怕聽起來有點兒枯燥。另外，要是馮小剛能再拍一部《手機》就好了——既然他對“屌絲”二字那么有想法。不過，可穿戴設備又要流行，搞不好等他拍出《手機2》就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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