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夏以來，太湖暴發藍藻，嚴重危及無錫群眾飲水安全，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據《2006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去年，全國地表水總體水質屬中度污染，其中，珠江、長江水質良好，松花江、黃河、淮河為中度污染，遼河、海河為重度污染。巢湖水質為五類，太湖和滇池為劣五類。

這些狀況說明，我國流域經濟快速發展，增長方式仍然粗放，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相當多的江河湖泊污染已不堪重負，生態系統急劇惡化，必須實行休養生息。

為什么要讓江河湖泊休養生息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雙苯廠發生爆炸事故，約100噸苯系污染物進入松花江，導致了嚴重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由于松花江流域結構性污染突出，許多大中城市缺乏污水處理設施，企業違法排污現象時有發生，經濟快速發展給松花江水體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2007年5月10日，我們召開了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會議，要求用大約10年的時間讓松花江流域休養生息，恢復松花江流域山清水秀的自然面貌，維護流域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確保流域江河安瀾。這項重要決策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的充分肯定，贏得了國內外的積極評價。

讓江河湖泊休養生息，就是要實行最為嚴格的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以水環境容量確定發展方式和發展規模；就是要尊重自然規律，充分發揮水生態系統自我修復能力，逐步改變環境惡化狀況；就是要綜合運用工程的、技術的、生態的方法，加大治理水環境的力度，促進水生態系統盡快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就是要充分運用法律、經濟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既要形成嚴格排放、合理開發的強大壓力，又要形成主動治理水環境的積極動力，用高效的辦法解決長期積累的環境問題。作出這樣的重大決策，主要基于以下三點考慮：

第一，這是摒棄“先污染后治理”傳統治污模式的必然要求。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風起云涌，在創造了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后，環境污染日趨加重，重大環境事件不斷發生。嚴重的環境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抗議活動此起彼伏。

1970年4月22日，從美國的西海岸到東海岸，有2000多萬人走上街頭，高舉著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和巨幅招貼畫，高呼“保護人類生存環境”等口號，將反污染運動推向高潮。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發達國家開始治理污染，走上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

通過發達國家的深刻教訓，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黨和政府就認識到環境問題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年來，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堅持在發展中保護環境。

經過努力，取得了積極進展。但必須清醒地看到，一些流域環境治理的速度趕不上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速度，水環境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2006年，國家地表水監測斷面中，Ⅰ～Ⅲ類、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為40%、32%和28%。主要水污染物排放總量明顯超過環境容量，水污染狀況依然嚴重，人民群眾對水污染事件的反映和投訴越來越多。

國內外環境治理的教訓反復證明，依靠末端治理緩解環境壓力的模式無異于“揚湯止沸”，窮途末路的命運無可挽回。

休養生息則是“釜底抽薪”，必將改變單純治理污染的老路，從發展的源頭保護環境，推動經濟社會逐步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康莊大道。第二，這是發達國家水環境治理的一條重要經驗。面對積重難返的環境問題，進入20世紀60年代，特別是70年代，發達國家紛紛采取嚴厲的措施保護環境、治理水污染。日本實行了世界上最為嚴格的環境標準，對污染型產業的發展形成了強大的約束力，對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形成了強大的推動力。日本的琵琶湖是滋賀縣1400萬人的水源地，也是京都府、大阪府和兵庫省水源的重要供給地。1930年，琵琶湖還清澈見底，能直接飲用。從1950年開始，隨著戰后經濟快速增長，排放到湖體的污染物大量增加，水質不斷惡化。

痛定思痛，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初開始，日本在琵琶湖提出了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的概念，實行了嚴于日本全國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和環境影響評價標準，很多污染物排放限值大幅提高，與健康有關的指標提高了10倍左右。

實踐證明，琵琶湖的休養生息，既改善了琵琶湖環境質量，又提升了周邊地區的發展水平。第三，這是尊重自然規律的重要體現。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下，經濟發展速度越快，污染物排放量越大。當人們對水環境的索取大大超過其承受能力，流域生態系統就會嚴重失衡，“體弱多病”，不堪重負。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就會產生嚴重的生態災害。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指出的：“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此，我們再也不能放縱人們對自然環境的掠奪行為，必須給水環境以必要的時間和空間，發揮水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自我更新功能，使生態生產力得以恢復、發展，使生態系統由嚴重“失衡”走向“平衡”，進入良性循環，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