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債根源在于預算管理
　　
　　問：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防控債務風險首次被列入年度經濟工作主要任務。您如何看待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如何化解這種風險？
　　
　　黃育川：債務問題確實嚴重，地方政府從銀行借了太多的錢。那么，這個問題是銀行系統的問題嗎？不是，我認為這是預算問題。
　　
　　很大一部分債務都是從城市銀行借的，而城市銀行由地方政府和其他股東共同擁有，因此實際上地方政府是自己找自己借錢。這些錢被用于建設基礎設施、道路、房地產等，大部分是短期貸款，需要一兩年內歸還，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債務問題是很明顯的。解決問題的答案是，不應當通過銀行貸款資助這些項目，而是應當通過政府預算，一是通過合理的稅收，二是通過發行15到20年的長期債券，從普通家庭借錢，該債券具有6%-7%的高利率，由地方政府擔保，風險較低，而普通家庭把錢放到銀行只有3%-4%的利率。然后還要建立債券交易市場，地方政府發行的長期債券可以在這個市場上交易，比如美國就擁有很大規模的政府債券市場。此外還需要建立評級機構，評級機構負責搞清這樣一個問題：地方政府未來是否有足夠收入可以償還這些債券。搞清這個問題后，評級機構對該債券進行評級。如果評級得分很低，那該債券的利率就會很高，可能達到10%-11%，因為這意味著該債券風險很大，因此我用高回報來補償你的高風險。這樣人們就可以在債券市場中選擇不同的政府債券，從6%-7%利率的安全型到11%利率的風險型。這些都是通過政府預算來實現的，而不是銀行貸款。
　　
　　三中全會也認可了政府預算的作用，中國需要改革預算體系，改革稅制，尤其是不同種類的所得稅。中國有大量的家庭收入沒有交稅，大量收入沒有報告，因此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政府如何對這部分沒有報告的家庭收入合理征稅。當然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馬上就要面對的問題，因為不可能很快就能有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
　　
　　產能過剩在于經濟刺激政策
　　
　　問：明年中國還必須去努力解決“產能過剩”的老問題，您認為我們應當如何走出過去產能過剩周期性過剩的老路？
　　
　　黃育川：產能過剩有兩種類型。一是房產過剩，原因在于有的房子建在錯誤的區域，且對大多數家庭來說太貴了。而這背后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唯一的掙錢途徑就是發展房地產。因此如果我們上面所探討的債務問題不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也解決不了。二是工業企業的產能過剩，比如鋼鐵、水泥、物資設備等等。他們的產能是為匹配經濟年增長10%而構建的，如果經濟增長只有7%，那么生產量就必須要下降。
　　
　　中國的問題是經濟刺激措施使得經濟增速過快。金融危機前中國保持每年9%的增長，2008年政府將經濟增長目標從9%降到7.5%，如果當時那樣做了，就不會有產能過剩問題。因為你可以花幾年時間，將經濟增長逐步放緩。但實際上，后來的刺激措施將經濟增速提高到接近11%。現在因為債務問題迫在眉睫，又想把增速從11%迅速降到7.5%。因此，目前產能過剩之所以成為大問題，原因在于一方面刺激措施的作用如此巨大，另一方面在于解決問題的時間如此之短，這是中國以前從未碰到的情況。除了減少生產，讓庫存與需求相匹配外，沒有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減少生產很可能明年中期會發生。
　　
　　可能一些人會談到減少生產帶來的失業問題。實際上，中國的勞動力正在萎縮，因此不用靠增長6%或7%去為大部分勞動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需要解決的是為大學畢業生找工作。現在中國的大學畢業生是1999年的7倍，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大幅上升到了16%，而高中、初中畢業生的失業率為4%。中國“制造”大學生太多太快。解決方案是，第一，組織服務(organizationservices)，服務業可以為高技能勞動者創造更多工作；第二，消除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比如在美國，一個垃圾收集工人可能比老師掙得多。
　　
　　中國經濟需要防范社會風險
　　
　　問：除了上面說的，您認為中國經濟進入增長階段的轉換期之后，還面臨哪些風險？
　　
　　黃育川：主要是社會風險。年輕人擔心工作問題，找不到符合自己收入預期的工作，他們會不滿意；城市與農村社會服務質量差距，農村居民不再只關心是否享受到了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會服務，還會關注是否享受到了同樣質量的服務；人們更加關注社會公平問題，比如是否需要依靠家庭關系去找到一份工作？人們更加關注環境問題，北京的污染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更多的是受周邊省市工業生產的影響，如果這些省份必須依靠煤電來進行工業生產，那么結果就是大城市的嚴重污染。住在大城市外的人與住在大城市里的人的沖突會加劇，因為住在大城市外的人的工作主要與工業相關，而住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工作主要與服務業相關。假如北京規定不準使用煤電，那么拆除煤電設備可能造成成本加倍，工業產品競爭力可能下降，一些工廠可能會被關閉，一些人可能會失業，但是環境可能會改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以前從未出現的沖突(在大城市居民與小城市、市郊居民之間)顯現。
　　
　　解決這些問題十分復雜，但有一點，就是要允許人口更容易更自由地流動。人口流動可以告訴我們很多信息，比如一個地區的學校不好，人們就會去其他地區的學校，這就告訴我們需要改進這個地區學校的質量。如果不允許人口流動，還會人為產生不同的階層(differentclassesofpeople)，滋生沖突。
　　
　　因此中國在增長階段轉換期面臨的風險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三中全會建立了兩個新組織，一個負責經濟(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另一個負責安全(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安全既包括對外，也包括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