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法》成了代表委員們議論的熱點。最近，全國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就表達了對于張茵的支持，“她不是什么利益代表，她說的是對的。”（3月12日《南方都市報》）

全國政協委員、玖龍紙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茵在參加今年全國兩會時，曾就《勞動合同法》問題向全國政協建議取消“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針對張茵的觀點，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表示，愿與張茵同臺PK，就《勞動合同法》進行電視辯論，或在報紙上開版分正反方探討。

兩會上，代表和委員熱議《勞動合同法》終歸是件好事情，說明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如何厘清、如何落實等問題有更多人關心了。根據有關規定，一部新法實施，一年內是不能修改的，實質性的修改起碼也要等個兩三年。這當然不構成新法必然合理的理由。但是，部分企業旗幟鮮明地反對《勞動合同法》，除了此前輿論解讀的立場、誤讀和對中國法律體系不甚了解之外，似乎更顯現出背后深層的價值理念。

眼下看來，部分企業或專家并非是質疑或反對《勞動合同法》的個別條款，而是鮮明反對政府對勞動市場的立法干預。這種貌似走“成熟市場經濟路線”的腔調，其實很難自圓其說。勞動力屬于生產要素，如同資本貨幣市場一樣——區別于一般商品市場。具體說來，如果沒有相關立法，童工等現象就很可能被“等價交換、協商自愿”等市場邏輯合法化處理。實際上，眼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根本困境，不是市場化程度的高低，而是依附在勞動者身上的身份與戶籍壁壘。

此外，反對《勞動合同法》的企業往往有個規律：越是勞動密集型、越是靠成本優勢生存的小企業，呼聲越大。那么，新法必然帶來就業崗位萎縮嗎？這個擔憂顯然忽略了各個產業中一系列復雜的需求和成本轉嫁鏈條的效用。簡單說，面包工人工資上漲的成本完全可能通過消費來轉移，因為，基本食物的需求是剛性的，在這個消化、轉移、選擇的復雜過程中，首先淘汰出局的是一些資本、技術薄弱的面包企業。這也符合產業結構升級的現實趨勢。長遠地看，任何國家的就業優勢都不能一直倚仗著人口紅利。如果說新法使得一些企業的用工成本增加，本質上只是矯正了原有的不規范用工行為，將勞動者應享受的權益歸還而已，并不是額外的福利或恩賜。

《勞動合同法》不是一部超前的法律，之所以出現一些分歧，只能說明在某些細節上還有待完善。在社保省級統籌尚未實現的當下，在更多配套政策還不明朗的今天，我們應寬容《勞動合同法》帶來的震蕩與博弈。企業和員工其實是在一起創業，一損俱損一榮俱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