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的報業日益凸現出依托大都市形成的5大核心市場，也即北京、廣州、上海、成都、武漢，如果再加上東北的沈陽與西北的西安——幾乎恰巧是建國初期劃分的中共中央地方局或幾大軍區的所在地。這充分說明報業的發展是植根于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莊子說，“水之積也不厚，其載大舟也無力”，報紙是高度依賴城市的媒介，尤其是在紙張、印刷費用遠高于發行價格的條件下，廣告成為報紙的生命線，消費者集中的大都市能給報紙特別是大型綜合性日報提供生存發展的土壤與養份。

報紙不是單純的經濟產物，它同時還有政治、文化屬性，因此，北京、廣州、上海、成都、武漢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成為全國報業市場制高點，是時勢造英雄，理在必然。

中國報業發展歷經滄海桑田，民國時期的天津、南京，抗戰時期的重慶、桂林，都曾一度成為最繁榮、最輝煌的報業中心城市，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歷史原因與機緣，北京、廣州、上海的地位與影響日益提升，成都、武漢等城市則緊隨其后，而天津、南京等地（除重慶以外）比較而言未能與時俱進。這5大城市分別占據了中國的東西南北中5個方位，成為全國報業的領頭羊，在5大城市之外的地方，無論是什么報紙，幾乎都可以歸入這5大戰場所代表的類型或風格體系。中國報業競爭的5大戰場代表著中國報業的主流，當然，并不是說這5個城市的報紙達到了怎樣高的水平，事實上，與西方發達國家的主流大報相比，中國報紙還處在發展中階段，遠沒有做到盡善盡美。下面就筆者所見，對中國報業5大戰場略加點評，需要說明的是，盡管筆者從80年代開始即從事報業工作，與各地報業同行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但是，畢竟掌握情況有限，因此，點評有不當之處，還望多多指正。

■北京

首先要明確一點：與其他城市不一樣，北京是首都，北京的一切領域，都分為兩個層次，也即一是中央，二是北京市。因此，談北京的報紙，必須分清是中央的報紙，還是北京市的報紙。所謂中央就意味著面向全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全國性報紙除了行業報與專業報以外，至今沒有大的變化，也就是基本沒有市場化，談不到參與競爭，在此可以存而不論。業內一般談論北京的報紙，都是北京市的報紙，也就是非全國性報紙。北京的都市報始于《北京青年報》，因為經濟效益可觀，后來冒出十來家同類性質報紙，使北京成為同城競爭者數量最多的都市報戰場。在這一戰場，老牌的《北京晚報》，一直處于衛冕的守勢，由于慣性力量，在發行量與廣告收入上始終高居榜首。綜觀北京的都市報，雖然競爭者數量很多，但是論其風格，除了《北京晚報》以外，則不外乎《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或《南方都市報》的路數。前一階段有關部門下令整頓，一些按照批號本應是娛樂文化或體育性質的報紙，退出了都市報社會新聞競爭，不過，這一政策只是針對北京市級報紙，《新京報》、《京華時報》等中央單位所辦報紙不在此列。都市報過于集中，導致了成本高、贏利少、風險大，所以，相對整合是大勢所趨。與都市報相比，近年來北京的財經報紙格外活躍，有《經濟觀察報》、《財經時報》等十來家，《華夏時報》改版后也定位在財經與證券投資領域，改變了原先的都市報定位。這標志著市場對都市報開始降溫，代之以對財經報的投資熱情升溫。北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不僅僅是大行政區域的中心，所以，北京的各個方面本應高于其他城市，此為題中應有之意。然而，在現實中，北京的報業卻只是與廣州、上海等地不分上下。這當然是由于北京報業只有市一級報紙的平臺是開放的，在中央報紙的層次上處在未進入市場的狀態，能量無從釋放。北京的報業變數最大，儲備人才最多，藏龍臥虎，一旦市場進一步開放，北京報業發展前景不可限量。

■廣州

廣州報業的崛起，如果與深圳報業做對比，就更能反映出問題。客觀地說，廣州在中國經濟上的地位，是不能與深圳相提并論的，然而，在南方擁有報業主導地位的是廣州報紙而非深圳報紙。這再次說明報紙不是單純的經濟產物。新興城市深圳在經濟、科技上的領先地位舉世公認，而在文化、教育等領域卻仍然遜于老城市廣州。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借著地近香港、澳門的地緣優勢，由過去的二線省份（上世紀80年代以前綜合排名在江蘇、浙江、遼寧甚至福建之后）一躍成為經濟第一大省。有了經濟優勢，廣東報紙最早開始了市場化探索。最早的中港合資報紙，如星島在深圳辦的《深港經濟時報》與明報在廣州辦的《現代人報》，雖然都維持時間不久，卻是中國報業的開拓者，在全國得風氣之先。《南方周末》的成功以及《廣州日報》的改革，奠定了廣州報業格局的基礎，同時也在全國樹立起榜樣。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與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旗下所創辦的報刊，在全國范圍贏得業內人士尊重，成為報刊流行時尚的標準設定者。在某種程度上，廣州報人不僅敢為天下先，甚至有以中國報業引導者自居的雄心壯志。體現在辦報上，就是廣州的報紙有勇氣闖禁區，有胸懷包容天下才智，同時，有雄厚的財力支持，在機制上也相對靈活。不過，中國有槍打出頭鳥的國情，廣州報人付出的代價也相當可觀，不止一位報業風云人物折戟沉沙。由于馬太效應，廣州報業的發展前景相當樂觀。在辦報的技術與模式上，廣州報業對全國同行的貢獻最為卓著。

■上海

中國現代報業奠基于上海，大上海有著中國最老的報紙品牌，如《文匯報》與《新民晚報》，在過去幾十年里，上海與北京一南一北，是中國兩大都市，上海報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得最活躍，完全可以與首都報紙分庭抗禮。在民國時期，上海的報紙大都有全國性的影響，如《申報》、《新聞報》等等，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上海的報紙也都至少在華東極有號召力。過去十來年，隨著江蘇、浙江報業的興起，上海的報紙幾乎不出本市地界，上海報紙鋒頭被廣州報紙軋過，直觀的例證就是廣州報紙在上海市區的發行數遠遠超過上海報紙在廣州市區的發行數。上海的報業扎實穩健，只是計劃經濟時期給上海帶來的優勢與優越感以及伴隨的封閉、保守，至今沒有完全破除其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對外來人才的吸納與接受上，開放性不夠。盡管《東方早報》、《第一財經日報》等報紙已經與市場接軌，但是與其他幾大城市相比，上海報業的人才市場是最后開放的，這制約了上海報紙的活力與創新能力。總體來說，上海沒有太差的報紙，但是客觀地講，也沒有全國公認最領先的報紙——這顯然與上海報業的地位與資源不相稱。由于上海是中國最大城市，擁有中國第一大讀者群，也擁有第一大廣告客戶資源，所以，在報業經營上多年來利潤率都比其他地方要高。上海的另一大特點是作為直轄市，不存在北京那種市與中央的兩個層次并存的報業格局，同時又不存在廣州等省會那種省報與省會報的兩個層次并存的報業格局。上海的兩大報業集團——文匯新民與解放日報，是相對來說處在同一層次、隸屬同一上級單位的兄弟單位，因此，在競爭中也就相對平和得多，沒有其他城市的報業層次錯位造成的沖突與對立。可以說，上海的報業與其說是競爭為主，不如說是合作為主。這在辦報中就少了火藥味，很像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和平球。

■成都

作為所謂都市報的發源地，以及第一個報業上市公司成都商報博瑞傳播的所在地，成都報業代表著以服務城市平民百姓為宗旨的辦報觀念，這使得成都報紙的風格樸實、活潑、平易，非常生活化，關注民生，同時，重視商業服務。用餐飲來比喻，成都的報業就像四川的茶館與川菜、小吃一樣，沒架子、重味道、物美價廉。成都的報紙有著悠久的歷史，從民國時期就出現過很多小報。四川人喜歡擺龍門陣，這種民俗決定了都市小報的風趣與生動。席文舉先生創辦的《華西都市報》開創的都市報風格，走的是下層路線，在成都極為成功。《成都商報》在某種程度上是順著都市報的路子向前走，更加市場化、更加商業化，在運作理念上更企業化，是中國最早公司化而且是民營公司化的報紙。類似《成都商報》的創業道路，在其他城市是不可思議的，至今為止國內主流報紙也找不到第二家沒有正式刊號便問世而且順利地打開局面，在已經功成名就后才補上正式刊號的例子。這不完全是報人的關系資源與生存技巧，更多的恐怕是四川的政策空間與社會風氣的相對寬松。成都的報業是最早向外地發展的，曾在云南、遼寧等地攻城掠地，但是，由于地域風土不一樣，成都報業在四川以外盡管也曾風風火火，但是能長治久安的很少，大都如同三國時期的西蜀，雖有諸葛亮等高人謀劃，也不乏勇將沖殺，但多是剎羽而歸甚至出師未捷身先死，其中的經驗教訓，很值得同行認真思考借鑒。

■武漢

省報與省會報的競爭，在中國各地都是報業競爭的主要根源，湖北地處華中，武漢三鎮是長江中段最大都市群。武漢報業在建國后一直比較發達，省會報《長江日報》很長時間里是湖北省第一大報。不過，由于體制內的資源是按照單位行政級別分配的，多年積累下來，省報所能獲取的各種資源，包括最重要的政府資源與人才資源，都是省會報所無法企及的。因此，在全國范圍，雖然一度出現過有些省會報超過了省報，可是，正像馬拉松競賽一樣，后勁比沖勁重要得多，這兩年的報業市場競爭，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省報逐步拉大了與省會報的差距。武漢的報業市場，就是這一規律的最好體現。湖北日報旗下的《楚天都市報》后來居上，有著內在必然性。中國的報業市場不是純商業競爭，政治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分析中國報業經濟就不能只是在商言商，否則永遠也找不到最根本的要害所在。武漢報業市場這幾年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再次驗證了筆者10年前的一個預言：在中國至今為止沒有哪個城市的報業格局不能完全顛倒過來，也沒有哪家報紙強大到了無法超越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