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進一步加大減稅力度方案出爐。其中，取消企業委托境外研發費用不得加計扣除限制、將目前在8個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地區和蘇州工業園區試點的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投向種子期、初創期科技型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推廣到全國等一系列政策顯示，以“減稅”來激發民間經濟的活力特別是技術研發活力的宏觀政策導向不變。據測算，上述多項措施綜合落地后，預計全年將再為企業減輕稅負600多億元。

  這已是一個月內的第二次重磅減稅措施。此前，3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對裝備制造等先進制造業、研發等現代服務業符合條件的企業和電網企業在一定時期內未抵扣完的進項稅額予以一次性退還，即在出口環節退增值稅之外，建立留抵退稅制度。

  應當說，這輪減稅是對全球發達國家競爭性減稅的一個回應。此前，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稅改方案得到美國企業廣泛歡迎，被視為美國再振興的一個重大契機。為此，多國均迅速根據本國利益和需要,對自身稅收政策進行了適應性調整。

  當然，除了因勢而變之外，中國本輪減稅也符合自身變革的方向和進度。實際上，中國減稅的步伐從未停歇。根據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介紹，過去5年我國通過實施營改增累計減稅2.1萬億元。而早在特朗普稅改方案公布前夕，中國政府已經決定推出6大減稅舉措。因此，近兩輪的減稅政策升級，可謂是此前一系列政策的延續和深化。

  減稅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影響。應當看到，這輪減稅的一個鮮明信號是關注實體，制造業而且是高端制造業得到了重點關注。這種情況絕非偶然。實際上，這是中國乃至全球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戰略選擇。那么，這個政策大禮包的受益者——制造業，是否能借此迎來發展之春呢？

  客觀來看，當前中國的制造業可謂處在 “危”與“機”并存的關鍵階段。

  所謂“危”，有國際的壓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各發達經濟體紛紛重新重視制造業，提出再工業化、制造業回歸；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將制造業視為下一步發展的重要抓手。目前，制造業向發達國家的“回流”和向發展中國家的“分流”已經開始。工信部在《中國制造2025》解讀文件中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制造業將面臨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雙重擠壓、低成本優勢快速遞減和新競爭優勢尚未形成的兩難局面。

  更有國內的諸多挑戰。過去25年，中國制造業產值從1990年占全球3%飛速攀升至目前的近四分之一，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制造業大國。但是，從制造業大國到制造業強國，中國有很長的路要走。技術、理念、市場、制度、人才等多個層面的問題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當前，既有傳統意義上的技術升級、環保問題待完成，又有產能過剩淘汰、地方債壓力、金融系統風險等多個具體、緊迫的問題待協調，后兩者雖與制造業看似較遠，但實則關乎投資動力和可持續問題，再加上系統性改革并舉帶來的短期壓力，都構成了制造業面臨的內憂外困。

  當然，更多的還是機會。

  首先，政策紅利在中國帶來的合力效應是巨大的。對于中國而言，肇起于2015年的《中國制造2025》是實施制造強國“三步走”戰略第一個10年的行動綱領，而本輪減稅則是一系列實踐和政策中的一步，是當前高端制造業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利好之一。一系列的轉型政策、融資便利，包括“一帶一路”建設的市場拓展，是高端制造業的重要支撐之一。

  其次，中國市場環境在倒逼制造業升級。目前，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處于首位。根據統計局數據， 2018年一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7.8%，繼續保持第一驅動力的作用。然而，現階段的消費早已脫離了“必需品”的層面。個性化、多元化的消費需求正在激發市場變革。購買力的提升帶來了購買標準的提升。伴隨著消費需求的多元化，越來越多的產品將瞄準細分市場，而非簡單的以量取勝。如此，傳統的規模優勢路線在某些領域已經失效，而客觀上要求創新。

  再次，開放市場環境中激烈的競爭鼓勵制造業升級。伴隨著改革開放持續深入，中國企業、中國產品乃至中國服務將面臨全方位的市場競爭，在這種全球化的競爭中，不可能通過簡單的“保護主義”來維持企業的競爭力。

  當前，與減稅政策同步推進的多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深入，國際國內環境對制造業升級提出了要求，同時也釋放著正向激勵。制造業之春能否到來，取決于各方合力，包括政府機構、制造業企業等各主體均應該審視自己的角色。中國制造的強國之路不僅需要政府的驅動，也需要企業、研發機構等主體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