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號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將統領未來經濟工作。過去五年來在實踐中形成的發展理念，如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經濟發展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高質量發展等，都是這一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預見，未來這一思想將會隨著實踐的發展和理論的總結而繼續豐富、發展和完善。

  信號二：宏觀調控更加強調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與協同性。會議一方面繼續重申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表明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一張藍圖繪到底。另一方面更強調政策的統籌和協同，政策著力點也有所變化和側重。如財政政策沒有再提“加大力度”或“更加積極有效”，而提出要“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對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持力度，壓縮一般性支出，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貨幣政策特別強調“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更好為實體經濟服務，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社會政策要“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加強基本民生保障，及時化解社會矛盾”。針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會議第一次提出“結構性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當前，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外溢效應對中國構成一定的競爭壓力，而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正處于關鍵期，在條件尚未成熟時，重大經濟決策一定要瞻前顧后、慎之又慎，不宜操之過急、盲目跟隨。

  信號三：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這是夯實中國高質量發展基礎、凈化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金融環境的先手棋。當前中國金融領域的突出問題，無論影子銀行、同業業務、表外業務、資管業務、跨行業跨市場跨領域業務，還是僵尸企業、地方政府債務等，其源頭都在高杠桿。因此，有效控制宏觀杠桿率，優化杠桿結構是未來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首要任務。導致中國企業杠桿率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融資結構過于依賴間接融資和債權融資。據統計，中國實體經濟80%以上資金都來源于銀行。這樣的金融體系結構可以完美地配合工業化發展，但顯然不適應后工業化時代創新驅動和轉型升級的要求。所以，十九大報告和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明確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這不僅有助于降低杠桿率，有效減輕企業債務負擔，也更有利于創新創業的勃興。

  無論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還是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都離不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和高質量發展。在政策面高度一致的支持下，未來中國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效率都將有較大提高。人們還注意到，這次會議還有個新提法，即要求“促進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其背后的深意是，重塑金融、經濟、房地產之間的正常秩序。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循環，是防控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實現金融與房地產良性循環，是防控金融風險的重要內容；實現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是防控金融風險的必由之路。

  信號四：中國進入了工業化后期，這個階段主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質量。如何全面準確地理解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會議的具體部署非常清晰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高質量發展既要涵蓋經濟、社會、生態文明三大領域建設，也要綜合考慮短期八大任務和中長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各項工作。筆者認為，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至少包含六大方面：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無需追求過高速度，這是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社會民生需要有持續明顯的改善，以滿足人民對日益美好生活的向往，這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生態文明建設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這是高質量發展的時代主題；經濟體制要有助于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高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不斷拓展和深化，這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支撐；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要重點突出、內外并舉，這是高質量發展必備的金融環境。

  信號五：改革開放將進一步深化并加大力度，制度紅利和微觀主體活力將進一步得到釋放和激發。推動高質量發展，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關鍵主線。結合十九大報告來看，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并且“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方向。新時代下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要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是要大力破除無效供給，處置“僵尸企業”；“立”是要大力培育新動能，強化科技創新，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積極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降”是要降低實體經濟顯性和隱性成本，包括制度性成本、要素成本、稅費成本等。總之，在國企、財稅、金融、土地、住房等領域加快改革步伐，通過推進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取得新突破，以釋放和激發新一輪制度紅利和微觀主體活力，創造條件實現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