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10世紀以后，中國印刷術的主流是木刻印刷，到19世紀依然如此；而西方自15世紀開始印刷直到19世紀，都以活字印刷為主流。西方活字印刷術的三個要素是：鑄造的金屬活字、垂直壓印的印刷機和油性墨；相對于此，中國木刻印刷的要素則是手工雕板、水平刷印的刷子和水性墨。這些不同導致西方活字印刷的技術較為復雜，且成本也較高，但印成的文字整齊劃一、墨跡均勻，版面效果較好；木刻印刷的特點則是簡便易行，且成本相當低廉，但是手工刻印的字形筆畫總有差別出入，也不易掌握水性墨跡的效果。當西式活字在19世紀初中期隨著西方勢力東來，在中國境內和木刻印刷交會后，就有人想到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有沒有可能結合這兩種技術的好處為一呢？

  最早企圖結合中西印刷術的人，是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他以前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十分了解中西印刷術的不同，利瑪竇等人都曾在他們的書中談過，相較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要鑄造幾萬個中文單字的金屬活字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中國無法使用西方的活字印刷術。馬禮遜準備來華時，看過天主教傳教士的許多著作，他應該是知道這些情況的。但是，他于1807年來華后，面臨和天主教傳教士非常不同的困境，既無法進入內地，也不能公開傳教，便想出替代性的法子，到處散播他稱為“無聲傳教士”的印刷品向華人傳教，也因此，印刷出版成為鴉片戰爭前基督教在華的主要傳教工具。在馬禮遜的帶領下，初期的對華基督教傳教士嘗試過中西多種印刷方式，如木刻、石印、鑄版、西式和中式的活字等等，他還自費在澳門（后來遷到廣州）經營一家印刷所，使用石印和活字印刷，又進一步想結合中西印刷術為一。

  1834年3月24日，馬禮遜從澳門寫信給在廣州的兒子馬儒翰（John R. Morrison），談論自己結合中西印刷術的想法和試驗：

  希望你以中文金屬活字做個試驗，確認能否如同中國人的方式，以手工使用刷子和油墨刷印。……我急于知道是否可以不用歐洲印刷機來印刷中文。

  我近來試過以中國刷子刷印，也相信這是相當可行的，隨附一份樣張給你。

  我已訂了一些木板以備刻印，……如果你能為我準備一副鐵制組版架、一些楔子和一支木槌，就可以組成我旅行印刷用具的一部分，還需要帶一點印墨，其他如紙張、刷子在中國到處都有。

  我幾次嘗試以油而非水和中國人的印墨混合，他們的水性墨很差。

  馬禮遜手頭是有印刷機的，但是為了便于生產傳教印刷品，他試圖以中式刷子取代西式印刷機，并以西式油墨取代中式的水墨，再帶上其他必要的用品，形成隨身攜帶的一組印刷工具，準備前往各地隨時印刷散播。馬禮遜自認這種方式可行，也動手嘗試，還將樣張寄給馬儒翰，要兒子進一步試驗。

  1834年4月1日，馬儒翰回覆父親，表示將依照吩咐進行嘗試。但是，那陣子馬儒翰正忙于其他事，在父子接下來的通信中，兩人都沒有再提到這件事，而馬禮遜隨即在四個月后的1834年8月1日病故，馬儒翰也收拾結束了自家的印刷所，于是馬禮遜結合中西印刷術之舉不了了之。

  在馬禮遜過世17年后的1851年，另一位基督教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也想到了結合中西印刷術的點子。理雅各原來并不喜歡印刷，鴉片戰爭前他主持馬來半島馬六甲布道站，曾埋怨布道站附設的印刷所只會浪費他的時間，他甚至將全部西式印刷機具都送給新加坡布道站。鴉片戰爭后他轉去香港主持倫敦傳教會的當地布道站“英華書院”，因為自己接連有著作要出版，他改變了對印刷的態度，而積極主動地管理布道站附設的印刷所。

  英華書院的印刷所經營的是西式印刷，并且自行鑄造生產西式的中文活字。但是，理雅各在1851年4月22日寫給倫敦會秘書的信中，大談自己的新主意，說是已經向倫敦的供應商訂購一打毛刷，準備用來取代印刷機，以毛刷和中國墨水刷印金屬活字組版。理雅各認為這將大幅度降低印刷的成本，估計一本170頁的書印5000本，西式印刷的成本約275元，改用毛刷和中國墨水后，只收費200元卻仍有利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