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經濟增長的平穩性顯著增強。改革開放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的增長起伏頻繁，波動較大。1978年，中國GDP增速達到11.7%，在接下來的3年時間里，GDP增長率連續快速下滑，1981年跌至5.2%。之后，經濟增速迅速回升，到1984年攀升至3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15.2%。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必然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宏觀管理能力的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平穩性顯著提高，排除遭受金融危機巨大沖擊的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相鄰年份間的差異都在1.6個百分點之內。
  
  最后，經濟增長的惠及面不斷擴大。1981—2010年，按照世界銀行每天1.25美元（2005年購買力評價）貧困標準，中國累計減少貧困人口超過6.7億，對這一時期全球減貧的貢獻超過93%。在這同時，中國的城鎮化快速推進，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7%，城鎮常住人口從1.3億增加到7.1億。城鎮化使中國數億農村人口分享到了現代化和工業化的物質和文化成果。
  
  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突出問題
  
  文章分析，應該看到，中國經濟增長在質量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一是增長的集約性還不夠高。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創造單位GDP所需要的資源、勞動力和資本還比較多。根據世界銀行2012年的一份報告，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不到經合組織國家（OECD）平均水平的一半。從部門和地區間的生產率差異來看，中國還存在較大的要素配置效率優化空間。目前，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是第一產業的4.6倍；東部江蘇省的勞動生產率是西部云南省的3.2倍。另外，我們在微觀經濟領域也可以看到不少生產要素粗放利用的現象。
  
  二是增長的資源環境友好性尚待增強。目前中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1倍，是高收入國家的2.9倍，是美國的2.6倍。巨大的資源消耗往往伴隨著巨量的污染排放。清新的空氣成了京津冀等地區民眾的奢侈品，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的藍天被稱為“APEC藍”。這形象地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生態環境成本。
  
  三是經濟增長平穩性的基礎還不牢固。通過30多年的改革，我們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但我們準確把握和順應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能力還不夠強，對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前瞻性認識能力須進一步提高，在經濟運行出現較大波動時，往往習慣性借助一些傳統的行政手段來穩定經濟增長。這雖然在短期內使經濟運行可以達到預期效果，但也可能加劇產能過剩等不平衡、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矛盾，積累財政、金融等領域的風險。
  
  四是增長的公平性亟待提高。從宏觀層面來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還不合理，勞動報酬占GDP的份額過少。2011年，中國的這一比重只有47%，而美國、法國的比重都在62%以上。中國與它們的差距超過15個百分點。從微觀層面上看，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較大。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測算，在2008年之后中國的基尼系數雖然出現了緩慢下降的態勢，但目前仍處于0.473的高位，明顯高于國際上0.4的警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