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在世界經濟史上，中國經濟從1978年以來至今取得的年均近9%的增速絕對稱得上是震撼性的奇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改變了全球的經濟版圖。國際經濟學界由此興起了研究中國經濟增長機理的熱潮，并嘗試著給出基于主流經濟學的合理解釋。而有關中國漸進式經濟增長邏輯與發展路徑也在全球范圍內被有關國家借鑒，或許在將來某個時間，中國發展模式會成為獨立于“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和“萊茵模式”的三大模式之一。但是，真實世界一般不兌現靜態的假定。如今，中央首次明確表示，“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說明最高決策層已高度不認可依靠大當量貨幣投放取得的泡沫型經濟增長。因此，無論去杠桿化過程有多么痛苦，會招致多大阻力，作為化解系統性經濟風險的一道必經手術，這都是明年乃至“十三五”時期經濟政策的重要步驟。這一步是繞不開躲不過的，誰也無法承擔中國龐大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和巨額地方債和企業債危機爆發引致的系統性經濟與社會沖擊風險。日本和美國經濟發展的前車之鑒，當然值得中國仔細研究與深刻檢視。

  文章指出，深刻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既要求各級各地的政府與有關市場主體做好適應新常態條件下的經濟政策調整與增長動力切換的相關準備，更要在清除經濟發展沉屙的基礎上，確定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常態增長邏輯：以建立在持續有效研發投入基礎上的技術進步與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顯著提升，促進內生性經濟增長模式的形成。

  殷鑒不遠，綱舉目張。中國既已確定經濟新常態時期的經濟策略與下一步經濟政策路線圖，那么在明年以及未來一段時期，各級各地政府就須在深刻理解經濟新常態基礎上，切實轉變經濟增長觀念，找到適應各自實際情況的經濟改革路徑，以政治家的大格局與政策素養治理經濟與社會；有關部委更須將政策著力點放在如何更好服務于新常態下經濟政策的及時調整與前瞻性預期上。類似年底財政突擊花錢、變相經濟刺激政策的不時出臺、貨幣政策水龍頭擰開難關等短視政策現象就須及早消除。掌握著政策樞紐的有關部委尤其還要盡力避免政策出臺的“合成謬誤”，盡早將政策調整統一到中央的政策步調上來。所有這些，都為啟動下一個經濟增長周期所需的投資效率改進、技術創新發展、人力資本提升以及配套的制度保障改革服務。

  文章強調，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取決于以知識、信息、研究開發或創新所引致的規模效益遞增、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長等核心內生變量。技術進步的內生化，要求中國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促進勞動力要素合理流動、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通過確立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總體思路推進結構性改革，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邏輯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