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在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四樓一間樸素的辦公室里，我和美編夏芳見到了這位滿頭白發卻精神矍鑠的老人。他在進門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各種與印刷史相關的書籍與材料，論及印刷史學界的人與事，老人聲如洪鐘、思維清晰，談起自己投身革命洪爐的激情歲月，更是神采飛揚、歷歷在目。

  他先向我們介紹了他之所以寫作《中國近代印刷工業史》的原因。他說，萬老從事印刷工作整整八十年了，他編寫這部書，不為沽名釣譽，只求為后人的研究做一點積累的工作。他有時一天伏案七八個小時，近來聽力減弱很多，助手郭寶宏只能通過在紙上寫字與他交流，不過他仍在堅持，自信能在三年內將續篇的30多萬字也寫出來……

  我在紙上寫下了“張秀民”、“韓琦”等名字，問他認不認識，并寫了“韓琦是張秀民的外甥，我是韓琦的學生”。他看后，仰頭哈哈大笑，說：“啊，看來找你來責編我這部書，是找對人了。我以前跟張秀民先生通過多次信，寄到嵊縣去，向他請教印刷史的問題，北京的韓琦我也知道，但不熟悉。你看，《中國印刷史》是我經常要看的書，都被我翻得很舊了。”說著，他用手指指門口書桌上的那堆書，果然，有一本舊版的精裝本《中國印刷史》在桌上放著，從外觀上可以判斷，顯然已經被翻閱過無數次了。他又接著解釋說：“我編寫的這部書，跟《中國印刷史》還是不一樣的。我做的只是資料整理的工作，很多資料還不是第一手的資料。”言語中帶著誠懇和謙虛。

  談到書中的九個繁體字時，他非常鄭重地解釋說，這九個字之所以一定要使用繁體字，一則希望以此促進海峽兩岸的互相交流溝通，通過學術交流來增加相互的了解，爭取早日和平統一；二則希望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和重視，漢字的簡化給我們帶來的未必都是好處。他還說，他非常希望能看到海峽兩岸能各自挑選出幾個字來改變，大陸使用繁體字，港澳臺使用簡體字，以此達到一種“書同文”的文化默契。

  談完了書稿后，他意興很濃，又向我們談起了他的工作經歷。在延安清涼山腳的萬佛洞，他排過字、拼過版、管過工務、當過廠長，甚至還挎過槍、當過連長、打過游擊。

  1954年，他被任命為華東行政委員會新聞出版局副局長，主管印刷、科研、教育、物資等領域。當時，是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的任命狀，他一直珍藏著任命狀，由此激勵著他不虛度每一天……

  三

  毫不夸張地說，萬老是為印刷事業付出了畢生心血的。

  解放初期，他主持了對上海二千余家印刷企業的管理、改造工作。他作為創始人之一，為1953年上海印刷學校的創辦竭盡所能。1958年6月，他被錯誤地定為“反黨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職務……1979年3月，他重新走上領導崗位。1986年1月離休。2009年入選“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出版人物”。他在離休前后致力于中國印刷工業史的編纂工作，倡論“書同文”。他參與了《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出版詞典》《印刷科技實用手冊》《中國印刷近代史（初稿）》等書的編纂工作，尤其是在編著《中國近代印刷工業史》時真可謂嘔心瀝血。此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堪稱是關于近代印刷工業發展的史料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