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關于是否拆除報刊亭，鄭州市有關部門并沒有舉行過聽證會。去年6月，鄭州市城管局副調研員的韓永進表示：“依據法律法規，政府拆除違法建筑的行為，不需要提前召開聽證會。”
　　
　　去年4月下旬，鄭彥英走出家門，發現小區門口的報刊亭不見了。他原本以為只是自家附近的報刊亭被拆了，連忙打電話給幾個朋友，對方都告訴他“自家旁邊的報刊亭也沒了”。那一刻，他用“憤怒”來描述自己的心情。
　　
　　在這位河南省文學院院長的記憶中，巴黎街道六個方向的大路口都有報刊亭。倫敦、柏林等城市的一些報刊亭都被裝扮成有地域特色的建筑藝術品。而如今，號稱“五次為都、八代為州，中國八大古都之一、世界歷史都市聯盟成員城市，擁有3000多年文化歷史”的鄭州，在他看來“做了一件最沒有文化的事情”。
　　
　　河南省幾家都市報也像遇到了一次突發事件，直到報紙上不了攤，有市民打電話來投訴，才明白這座城市發生了變化。羅成將此形容為“狂飆突進”，“沒有任何的商量、通告和請示，這座城市的主人到底是誰”？
　　
　　和它的許多同伴一樣，最后一座報亭也消失得毫無征兆。一位鄭州市民在微博上記錄，這家報刊亭在4月2日晚上8時30分左右被拆除。當時的場面并不令人愉悅，亭主是一位老婦，“脫光上身，在地上撒潑，大罵”。
　　
　　它曾經的攤主也難覓蹤影，有人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這個報攤由一家三口經營。為了守護全家人的生計來源，一對60多歲的夫婦和他們90歲高齡的母親輪流住在亭子里面，一天24小時不離人。
　　
　　一個城市的文化習慣是這么容易改變的嗎？
　　
　　如今，鄭州市民只能在影像資料中回憶這座城市的報刊亭了。按照“退路進店”的計劃，在報刊亭被拆掉之后，不到兩月時間，這個城市又生長出超過700個報刊零售點。它們包括沿街門店、社區便利店、超市、書店以及加油站等。政府樂觀估計，新的報刊零售點可以更好地滿足市民購買報刊的需求，新的文化習慣——進店買報刊也會逐漸形成。
　　
　　最后一座報刊亭被拆掉之后，這里的市民買報的路徑之一，是多走10分鐘，拐進一家便利店。4日7日下午，記者走進這家便利店，看到店鋪正中間的冰柜后邊，立著一個四層報刊架，上面擺著不到10個種類的雜志，其中包括幾本過期的新聞類雜志。環顧這家便利店四周，發現進門右手角落，還有一個四五格的報紙架。
　　
　　一個中年男人站在報架前，低下頭，彎著腰，翻了翻報紙，嘴里嘟囔著“沒有《鄭州晚報》”，轉身離開了。
　　
　　他的遭遇并不少見。一位當地市民為了買本《壹讀》周刊，從鄭州大學新區出發，順著幾條主路繞了一圈，走了35公里，發現了5家可以買雜志的地方，“還是沒有買到想買的雜志”。
　　
　　另一位在大學教新聞學的老師，在媒體概論的課堂上也不得不對著學生苦笑：“我在路上轉了好久想買雜志，結果怎么也找不到。”
　　
　　來自當地郵政部門的數據顯示，在“退路進店”之后，鄭州市報刊零售量在下降。河南當地一家主流都市報也佐證，報紙的零售銷量也少了一半。
　　
　　“一個城市的文化習慣是這么容易改變的嗎？”羅成仔細品味過這座城市的風格，“過去人們剔著牙，拖著光板鞋，去報刊亭買報紙，現在要他們穿著光鮮的衣服進便利店，需要過渡和時間。文化這東西不能一刀切。”
　　
　　羅成還擔憂，在信息碎片化的時代，城市里支持閱讀文化的人本來就在減少，突然間消失的報刊亭，“傷害最多的是那些有閱讀追求的市民”。
　　
　　對于“80后”陳淺潛而言，報刊亭的消失牽動的不僅是年輕人的懷舊情緒，還有她對這座城市的文化神經。她看到家門口的報刊亭被拆掉之后，都沒有勇氣和攤主道別，“他們就像鄰居一樣，跟我相處了這么多年”。
　　
　　更讓她失落的是，她再也無法在等紅綠燈的時候，掃一眼報刊亭，“就能了解今天發生了什么”。這個愛看話劇和泡咖啡館的姑娘，毫不掩飾自己對文藝的向往，“鄭州這座城市本來就有些乏味，如今連報刊亭這個文化符號也沒有了”。
　　
　　同其他省會城市一樣，鄭州市也在努力尋找自己的文化坐標。在鄭州市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里，寫著“努力打造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核心區”和“不斷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但這句話在史璞看來極具諷刺，“從武斷地拆掉報刊亭這個細節來說，很難看出政府是把文化放在城市布局的重要位置”。
　　
　　清明假期的一個下午，就在這座城市花園路和紅旗路的東南角，紅色的地磚上干凈得一張紙屑都沒有。似乎沒有痕跡可以證明，這里曾經有一座報刊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