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風說，三維顯示僅是一個應用方向，而非共性技術。一個應用方向是否能夠發展起來，應該由企業去“試錯”，最終以市場是否接受為導向。

　　政府的規劃，直接影響其對科技資源的配置。

　　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趙曙東指出，國家對高新技術的大量研發經費投向了國有企業，但以往經驗表明，中國數得出來的創新技術和創新型企業絕大多數為民營，“投到國企，哪怕創新失敗，官員不會有什么問題，但如果投到民企失敗的話，他的風險就加大了。”

　　在3D打印領域，當下的主體市場是由中小企業把控，傳統制造大企業尚未跟進。實際上，中小企業通常都是一個國家創新體系中最活躍的群體，美國小企業創新法規定，承擔國家科技項目，獲得較大財政資助數額的機構，具有向小企業轉移技術的責任。

　　美國有專門支持小企業創新的項目、小企業信用擔保計劃、小企業減免稅政策等，其他發達國家也普遍通過減免稅方式支持中小企業創新。

　　但在中國，做3D打印服務的無錫易維模型設計制造有限公司總經理劉鈞也曾嘗試申請減免稅，“稅務局根本不知道3D打印是什么，我們進口的一些東西，他們的目錄里都沒有，還要去海關查”，因此，他們很難像傳統產業一樣，享受原材料占有量大而得到的增值稅抵扣。

　　馮飛認為，在一般性的應用技術研發領域，政府應通過制定普遍性優惠政策，引導和調動企業、社會發揮創新能力，而在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上，政府才要有所作為。

　　比如共性技術具有相當廣泛的用途，因此，單個公司不愿意投資，如果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就會面臨經費不足的局面。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的支持相當重要。

　　先進技術計劃(ATP)，是美國政府促進產業共性技術研發的典范。ATP由政府提供引導資金，但承擔項目的公司要配套一半以上的研發投入。政府的資助經費直接撥付到企業，大學和研究院所只能通過與企業聯合，參加項目的實施。

　　最終的知識產權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美國公司所擁有，參與項目的大學、研究院所和政府機構等不享有任何知識產權，但可以分享專利使用費。美國政府為了國家利益有權免費使用ATP支持的技術成果。其他企業想使用該項目成果，可通過支付費用獲得使用權。

　　消失的優勢

　　過去30余年，中國憑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給、龐大的市場需求和不斷積累的技術能力，確立了全球制造大國的地位。無數條生產線培訓出了全世界規模最大、技藝最高、紀律最優的“流水線型”工人，這也是中國成為全球制造中心和世界工廠的根本。

　　然而，隨著包括3D打印在內的高端制造技術的進步，直接從事制造的人數將不斷減少，裝配組裝成本的比重會持續下降，中國低成本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將被大大削弱。

　　《經濟學人》就預測，生產制造將從大型、復雜、昂貴的傳統工業過程中分離出來，凡是能接上電源的任何計算機都能夠成為靈巧的生產工廠。未來制造業將再次回流到發達國家。

　　3D打印對傳統制造業是否真有如此強的殺傷力？

　　目前，3D打印的產值在全球制造業中所占份額仍然微不足道。2011年，全球3D打印市場規模為17.1億美元，僅占世界制造業總產出的0.02%。但是，技術革命不會因為新技術的出現而立刻發生。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王飛躍認為，其個性化制作的屬性與“長尾效應”不謀而合，通過滿足那些細分的、較小的市場，最終會累計出明顯的利潤。

　　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所提出的顛覆式創新理論也表明，新進入者如果抓住市場的特殊需求，進入邊緣應用領域，當它的技術不斷改進直至被主流市場所接受時，便會替代傳統技術軌跡晉升為主流技術。

　　從長遠看，這項技術最終將給工業生產和經濟組織模式帶來顛覆式的改變。

　　事實上，就3D打印的理論研究而言，中國與國際水平相差不遠，但將整個產業所涉及的材料、機械、數控、軟件等諸領域集成起來做出一個商品時，差距的鴻溝就直面而來。

　　3D打印技術未來的發展空間，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有完整的產業鏈支撐，包括設備制造、材料、模型軟件，以及服務商。

　　胡爾已經清楚地看見了這一點，并著手進入產業鏈整合的階段。

　　2012年初，胡爾以1.355億美元現金收購了頗具科研實力的Z Corp和Vidar Systems公司。其合伙人雷切特勒表示，行業整合將使3D Systems有更多的精力進行全方位的研發。公司將6%－7%的營業收入和20%的員工投入研發，其中技術、材料、產品各占三分之一。

　　材料是產業鏈中關鍵的一個環節。如前文所述，澳大利亞等國家正加緊研究金屬零件的制造，一旦在金屬材料上得到廣泛應用，3D打印就將引領新一輪工業革命。

　　而國內甚至連特殊的研究材料都難以獲得，北京隆源自動成型系統有限公司總經理馮濤介紹，由于研究所需的材料用量很少，研發本身存在不確定性，國內廠家根本不愿為這樣的小眾需求試制特殊的材料。

　　如果購買國外廠家生產的原材料，也會遭遇“阻擊”。比如，生產3D打印原材料的德國德固賽公司，與美國、德國的客戶簽署了聯合開發協議，協議要求其大部分原材料賣給合作方，只有20%的份額公開銷售，且這部分材料在性能上相對較差。因此，中國國內很難買到新型且上佳的原材料。

　　安信證券行業分析師胡又文說，中國在材料供應和模型軟件供應環節，目前還沒有專業公司進入，所以即便“三校一企”精于3D技術本身的研發，產業鏈上下游亦難以跟進。

　　同樣，3D打印設備集成了多個精密組件，其產業化發展需要較強的工業基礎支撐。中國在機電和數控等傳統領域一直缺少核心技術，以致國產3D打印設備的一些核心組件，如精密激光器、光學系統、精密導軌和電機等均需從國外采購。

　　“國內做3D打印設備的廠商沒有資金做全產業鏈的研發。”馮濤說，“而國外這個行業都已經并購好幾輪了，通過資本的手段給企業增加資金，擴充研發實力。”

　　美國明顯加大了對3D打印技術研發的組織力度，以確立高端制造業的霸主地位。2010年，愛迪生焊接研究所牽頭成立增材制造聯盟，很快就吸收到30余家成員，這一聯盟將促進制造商和供應商與大學、研究機構之間的對接。

　　歐盟在諾丁漢大學、謝菲爾德大學和埃克斯特大學等建立了多個3D打印中心，設置基金予以支持。這些聯合體有助于解決3D打印領域存在的高端共性問題，并能使新技術順利產業化。

　　鑒于歐美的成功經驗，北京工業設計促進中心建立了一個工業設計聯盟，試圖整合包括研究機構、服務商、設備供應商、設備代理商、服務提供者在內的資源。在聯盟下可以讓更多的技術得到普及。不過，這個聯盟目前的作用更多是為了產品推廣。“國內多數的技術攻關是針對產品級的，而不是針對產業的共性技術，由于產品恰恰在聯盟企業之間存在競爭關系，因此聯盟中利益共享、風險承擔的機制也尚未形成。”馮飛指出。

　　作為全國工業的主管部門，工信部聯合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在2012年9月開展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專題研究，初步判斷，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還需要一個較長過程，不可能完全替代既有的生產方式和發展模式，但它為后發國家成功實現“趕超”打開了一扇“機會窗口”。

　　顏永年也判斷，距離3D打印的廣泛應用可能還要十年，現在重視完全來得及。

　　為此，工信部準備組織研究制定3D打印技術路線圖、中長期發展戰略，推動完善3D打印技術規范和標準制定；而且會研究制定支持3D打印產業發展的專項財稅政策。

　　問題在于，中國原有的科技創新體系是否能幫助我們抓住這個“機會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