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議古籍整理版權保護——版權保護的八個命題
2012-07-03 15:29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責編：王岑
- 摘要：
- 6月26日至27日，由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工作委員會舉辦的古籍整理作品版權保護——《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座談會在京舉行。這是古工委就此話題繼去年9月24日至26日在浙江蕭山召開的第二次會議。
【CPP114】訊：6月26日至27日，由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工作委員會舉辦的古籍整理作品版權保護——《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座談會在京舉行。這是古工委就此話題繼去年9月24日至26日在浙江蕭山召開的第二次會議。
會上，來自新聞出版總署、司法界、文獻學界、法學界、法律界、出版界人士，對古籍整理作品是否受到版權保護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同時，對《著作權法》的修改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與會者認為，原創古籍整理對人文學科研究水平提升有推進作用，對傳播、傳承中華優秀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會議呼吁，對古籍整理作品進行數字化加工不是對古籍的整理，網絡環境下的侵權盜版行為，已影響到傳統文化的價值安全，《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應體現對古籍整理作品、古籍整理作者、古籍整理出版機構的保護。
古籍整理的價值和意義在哪里？古籍整理作品的侵權怎么判定？正在修訂中的《著作權法》可否對古籍整理作品的版權有明確規定？6月26日至27日，一場圍繞著古籍整理作品版權保護的討論再次在京展開。
在這次為期兩天的古籍整理作品版權保護——《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座談會上，來自新聞出版總署、司法界、文獻學界、法學界、法律界、出版界的人士，就上述話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引人回味的是，去年9月24日至26日，在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工作委員會于浙江蕭山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與會的古工委理事單位和觀察員單位曾對此話題做過專門交流和研討。兩次會議所不同的是，北京會議與會者中有了司法界、文獻學界、法學界、法律界人士的身影。
古籍整理作品應有版權
之所以高度重視《著作權法》的修訂，是因為古籍整理，特別是原創的古籍整理工作關乎我們國家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關乎我們民族的血脈，也關乎我們對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貫徹。古工委主任、中華書局總經理李巖道出了古工委兩次舉辦會議的初衷。
李巖認為，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得作品的復制傳播變得更加容易和簡單。一些古籍整理作品未經授權，剛剛問世就被他人數字化流通，對著作權人和出版者的權益構成嚴重損害，這與社會上仍有一些觀點在質疑古籍整理作品的原創性、獨創性有關。
對此，中華書局編審許逸民同樣認為，古籍整理和發展社會主義新文化有密切關系。沒有對優秀傳統文化的進一步歸納和總結，怎么能有后來新文化的提高？古籍整理作品盜版、侵權現象已經威脅到古籍整理事業的生存。
古籍整理者勞動應受到尊重
一部高質量的古籍整理作品的問世，古籍整理者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然而他們的勞動卻得不到充分的尊重，是古籍出版界的共同擔憂。鳳凰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姜小青認為，古籍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標志，如果古籍整理工作者的權益得不到法律的保護，這項工作的持續性是讓人懷疑的，進而中華文化的傳承是讓人擔憂的。
姜小青以《全唐詩》為例說，清編《全唐詩》不足5萬首，但是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陳尚君先生的補編，使《全唐詩》擴容到5.5萬首。陳尚君等人花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來做的《全唐詩補編》，出版后如果不給予版權保護，對作者、出版者而言，是不公平的。
針對出版業數字化轉型期，公眾普遍認為的古籍數字化是最具基本條件的說法，姜小青認為，古籍數字化如果沒有法律保護，一定會使古籍數字化這個被稱之為朝陽產業的行業，在很短的時間內窮途末路。一首七律詩錯了幾個字、必須用頓號不用頓號、該轉行不轉行的數字產品屢屢出現……會使古籍整理像過去一些很被看好的行業一樣，最終走向了衰敗。
古籍整理作品具有獨創性
記者注意到，古籍整理作品是再創還是獨創，是古籍整理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權的焦點。
針對社會上的一些法學專家認為的點校本是忠實性大于創造性，古籍整理不像文學作品具有創造性的說法；文學作品的版稅、稿費很高，而古籍整理作品從來沒那么高，古籍整理作品最多是再創而不是獨創的說法；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說，首先須弄清古籍整理的概念和方式。從一本古籍原本、一批文獻資料，最終形成規范的古籍整理作品，是需要大量的人力、智力、物力投入的。一套點校本“二十四史”不是一代人做出的，而是二十多年、幾代人做出的。可現在有人聲稱用一年時間就做完了“前四史”，這是不正常的。
文物出版社總編輯葛承雍也認為，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工作，它需要校勘、標點，需要歷史、語言、音樂及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識，因此可從這些方面判斷其獨創性。
會上，來自新聞出版總署、司法界、文獻學界、法學界、法律界、出版界人士，對古籍整理作品是否受到版權保護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同時，對《著作權法》的修改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與會者認為，原創古籍整理對人文學科研究水平提升有推進作用，對傳播、傳承中華優秀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會議呼吁，對古籍整理作品進行數字化加工不是對古籍的整理，網絡環境下的侵權盜版行為，已影響到傳統文化的價值安全，《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應體現對古籍整理作品、古籍整理作者、古籍整理出版機構的保護。
古籍整理的價值和意義在哪里？古籍整理作品的侵權怎么判定？正在修訂中的《著作權法》可否對古籍整理作品的版權有明確規定？6月26日至27日，一場圍繞著古籍整理作品版權保護的討論再次在京展開。
在這次為期兩天的古籍整理作品版權保護——《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座談會上，來自新聞出版總署、司法界、文獻學界、法學界、法律界、出版界的人士，就上述話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引人回味的是，去年9月24日至26日，在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工作委員會于浙江蕭山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與會的古工委理事單位和觀察員單位曾對此話題做過專門交流和研討。兩次會議所不同的是，北京會議與會者中有了司法界、文獻學界、法學界、法律界人士的身影。
古籍整理作品應有版權
之所以高度重視《著作權法》的修訂，是因為古籍整理，特別是原創的古籍整理工作關乎我們國家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關乎我們民族的血脈，也關乎我們對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貫徹。古工委主任、中華書局總經理李巖道出了古工委兩次舉辦會議的初衷。
李巖認為，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得作品的復制傳播變得更加容易和簡單。一些古籍整理作品未經授權，剛剛問世就被他人數字化流通，對著作權人和出版者的權益構成嚴重損害，這與社會上仍有一些觀點在質疑古籍整理作品的原創性、獨創性有關。
對此，中華書局編審許逸民同樣認為，古籍整理和發展社會主義新文化有密切關系。沒有對優秀傳統文化的進一步歸納和總結，怎么能有后來新文化的提高？古籍整理作品盜版、侵權現象已經威脅到古籍整理事業的生存。
古籍整理者勞動應受到尊重
一部高質量的古籍整理作品的問世，古籍整理者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然而他們的勞動卻得不到充分的尊重，是古籍出版界的共同擔憂。鳳凰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姜小青認為，古籍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標志，如果古籍整理工作者的權益得不到法律的保護，這項工作的持續性是讓人懷疑的，進而中華文化的傳承是讓人擔憂的。
姜小青以《全唐詩》為例說，清編《全唐詩》不足5萬首，但是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陳尚君先生的補編，使《全唐詩》擴容到5.5萬首。陳尚君等人花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來做的《全唐詩補編》，出版后如果不給予版權保護，對作者、出版者而言，是不公平的。
針對出版業數字化轉型期，公眾普遍認為的古籍數字化是最具基本條件的說法，姜小青認為，古籍數字化如果沒有法律保護，一定會使古籍數字化這個被稱之為朝陽產業的行業，在很短的時間內窮途末路。一首七律詩錯了幾個字、必須用頓號不用頓號、該轉行不轉行的數字產品屢屢出現……會使古籍整理像過去一些很被看好的行業一樣，最終走向了衰敗。
古籍整理作品具有獨創性
記者注意到，古籍整理作品是再創還是獨創，是古籍整理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權的焦點。
針對社會上的一些法學專家認為的點校本是忠實性大于創造性，古籍整理不像文學作品具有創造性的說法；文學作品的版稅、稿費很高，而古籍整理作品從來沒那么高，古籍整理作品最多是再創而不是獨創的說法；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說，首先須弄清古籍整理的概念和方式。從一本古籍原本、一批文獻資料，最終形成規范的古籍整理作品，是需要大量的人力、智力、物力投入的。一套點校本“二十四史”不是一代人做出的，而是二十多年、幾代人做出的。可現在有人聲稱用一年時間就做完了“前四史”，這是不正常的。
文物出版社總編輯葛承雍也認為，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工作，它需要校勘、標點，需要歷史、語言、音樂及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識，因此可從這些方面判斷其獨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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