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新教科書

　　當時之所以叫“書局”，其實沒有長遠打算。1912年陸費逵創辦中華書局，就想把教科書推出來，沒想到辛亥革命一聲槍響，他預先設計好的這套教科書脫穎而出，他的事業也因而要從長計議了。

　　中華書局的起家是通過教科書。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在南京宣告成立，26歲的陸費逵便在當天于上海掛牌成立了中華書局。為什么以“中華”為名，李偉國說，這一點非常清楚，書局的資方是幾個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輕人，以“中華”為名，響亮地回應中華辛亥革命。

　　然后，在短短半個月內就陸續推出早已提前編好的適合新共和政體的教科書──《中華教科書》系列。這套教科書包括中小學全套的國文、算術、地理、理科等，其中小學課本44種，中學和師范課本27種。初小國文課本第一冊首頁印有南京臨時政府制定的五色國旗。新成立的國民教育部批復其“即作為初等小學第一二年級、高等小學第一年級教師及學生暫用之書”。從此占據了國民教育課本的半壁江山。

　　陸費逵原是當時教科書乃至全國書業市場龍頭老大商務印書館里一名年輕有為的編輯。他不到20歲時便在武昌以1500元股本創辦新學界書店，為著解決周圍朋友買書的困難，22歲任漢口《楚報》主筆，因著文抨擊時政，《楚報》停刊，他逃到上海。在出版機構林立的上海，陸費逵先是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經理，而后進入文明書局任編輯，1908年經舉薦進入商務印書館，是國文部是最年輕的編輯。

　　其時世事與時局變化在即，陸費逵因為曾是同盟會會員，他認定清朝統治一定會被革命者推翻，當此之際教科書必有大改革。他于是向商務印書館當局提出革新教科書，但未被采納。陸費逵便決定自己動手來編輯一套新教科書，并籌措成立新的書局。這是1911年秋天或更早時候的事。

　　晚清以來，教科書在上海出版事業的異軍突起與社會變遷有很大關系。熊月之說，一個因素是1905年廢科舉、興學校，一個因素是當時上海是向全國傳播新知識、新文化的主要窗口。另外還有一個：留學生的不斷歸國。各行各業的留學生成為新式教科書的主要作者。”

　　教科書最初是文明書局出，后來商務出，再后來中華出，還有一些教會機構也出。因為銷路穩定、印制便捷，所以利潤可觀，惜乎格局已定，商務印書館和文明書局占去大半。甚至兩家教科書的體例都被清末學部官方固定下來，后來者惟仿效而已。

　　為什么辛亥革命這么重要的變化被行業老大和老二錯過了，給了陸費逵等“新人”以機會呢？熊月之認為，商務印書館主持者張元濟是前清進士，聲望很高，做事沉穩，深思熟慮，穩扎穩打。陸費逵比張元濟年紀輕，性格是靈活型的，在很早就曾參加過革命黨的活動，這些都決定了他性格當中有冒險性。

　　“我就從中華書局為什么叫中華書局來看這一點。陸費逵從商務印書館出來，肯定會用一個和老東家有所區分的名字。他在文明書局干過，自然會想到書局兩個字。”熊月之說，據他考證，叫“書局”的往往都沒有長遠打算：“晚清直至民國，出版新書的有140多個出版機構，有的很有名，有的我研究到現在也對其來龍去脈不甚清楚。很多‘書局’就是幾個人湊一筆錢，資本不多，一筆生意做好了就發展起來，沒做個就換個名字再干。陸費逵一開始也沒有長遠打算。他在1923年回憶說，當時就想把教科書出來，沒想到辛亥革命一聲槍響，他預先設計好的這套教科書脫穎而出，他的事業也因而要從長計議了。”

　　草創之初，陸費逵等人忙得吃飯的工夫都沒有，他回憶說在外辦事時是啃一個面包充饑，回到店里又無暇吃晚飯，“買一個銅元的粥、一個銅元的羅卜干，就是我一頓夜飯”。

　　反觀商務印書館，因為他們供給學校的教科書還是老本子，封面上仍印著清朝的“黃龍旗”，結果只能是滯銷。待到修訂版出來時，已錯過了春季學期。當然，商務印書館畢竟是執書業牛耳者，到了秋季學期又重新占領市場。但這時他們已無法忽視中華書局這個競爭者的出現。

　　有了中華書局這樣后來居上的競爭者，商務印書館也感到迫切的壓力，把沿用了八年之久的商務版教科書稿拿出來重新修編，力求與時代同步。“由此教科書的一家獨大局面被打破，進入到不斷修訂、日益出新的發展階段。

　　出版史學者王建輝先生在研究中華書局的著作中寫到：“在教科書大戰中，有許多中小出版社都參與了，但多為純粹營利，失去了知識分子的應有理想。故陸費逵曾謂，中華書局一成立，我國教科書有競爭之故，乃大進步。進步在哪？在于他抓住了時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