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陶慕寧本人在澳門大學訪問時，見到該校圖書館藏有一本題為《青樓文化》的著作。出于對同領域作品的興趣，他借閱了出來，結果“一看就生氣了”。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孔慶東還出過這本著作，而且已經銷售了十幾年。
　　
　　后來，陶慕寧指導的一些研究生也發現了孔慶東作品中的抄襲行為，想要公開撰文點名批評。但陶慕寧說，自己雖然被抄得“很不愉快”，但自身事務繁忙，無暇顧及。而且孔慶東近年來知名度較高，自己不愿被視為那種“借打名人給自己出名的人”。
　　
　　事實上，陶慕寧2005年為《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再版所寫的跋文中，就已言明，該書被眾多論著大肆抄襲，有些作品的框架、理路、觀點與自己的毫無二致，但刻意避免照抄文字，局外人很容易被蒙混過去。他的態度是，“我實在不屑也沒工夫與此輩對簿公堂”，而且對方“或許有什么抓項目、評職稱的難處”。
　　
　　如今，陶慕寧也注意到讀者“萊卡”對于孔慶東涉嫌抄襲的指責。他認為，孔慶東做的是“非常低級的抄襲”。
　　
　　“能看得出來他沒有（相關的）研究。”陶慕寧說：“我自己寫的東西，我心里太有數了，你抄沒抄，我一眼就看得出來。”
　　
　　“萊卡”還指出，孔慶東《青樓文化》的一些內容還與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劉達臨1993年的著作《中國古代性文化》的描寫如出一轍。
　　
　　在《中國古代性文化》中，劉達臨論及春秋時期的齊國宰相管仲最早設置官妓，作用包括為國家增加收入、緩和社會矛盾、吸引游士、供齊桓公娛樂等4點，并指出管仲此舉引來各國紛紛效仿，有些國家還利用妓女來制服強國，后世的所謂“美人計”、“色情間諜”，可能源出于此。
　　
　　而孔慶東在《青樓文化》中也指出，最早發明官妓的是管仲，其作用一是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會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以妓制敵，與劉達臨的觀點極為相似。
　　
　　“萊卡”說，孔慶東在此處犯了一個低級錯誤。劉達臨原文指出，利用妓女來制服強國的是管仲的效仿者，而非管仲本人。而孔慶東卻在論述“以妓制敵，兵不血刃”時，稱贊“管仲真不愧是千古奇才”，似乎在說管仲就已有了“以妓制敵”的做法。
　　
　　劉達臨還舉了幾乎與管仲同期的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倫創立國營妓院的例子，形容此舉“受到群眾的贊美，滿足了許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護了良家婦女，使她們出門時免受一些壯年男子的追逐”。孔慶東也以此為例，寫的是：“此舉深受廣大群眾稱贊，他們說這不僅滿足了許多青年男子的要求，而且最有效地保護了良家婦女，使她們出門時免受一些壯年男子的追逐。”
　　
　　此外，“萊卡”還挑出了孔慶東書中引用古代文獻時一些讓人費解的錯誤。比如“襄國妖女”寫成“襄國妓女”，“蛾眉漸成光”寫為“蛾月漸成光”，“朝舞開春閣”寫為“胡舞開春閣”，“微睇托含辭”寫為“微睇記含辭”，“上客光四座”寫為“上客充四座”，“掛釵報纓絕”寫為“掛釵報纓繩”，《春夜看妓》詩的作者簡文帝，被寫成了梁元帝。
　　
　　在《青樓文化》的序言中，孔慶東稱這是一本“追求雅俗共賞的非學術性讀物”，“當然必須最大限度地減少那些考證、摘引、勘誤、補遺、糾謬等等令人生厭的內容，盡量直接切入對象”。
　　
　　他還表示：“個人見解與未加注明的他人見解泥沙俱下，其中難免存在誤讀和曲解”。“這些都需要先請讀者和本書所借鑒的著作的作者予以包涵。好在這只是一本非專業性讀物，不存在留名傳世以及爭奪觀點發明權等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