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戊戌維新時期，維新派注重創(chuàng)辦報刊，出現(xiàn)了“報館之盛為四千年來未有之事”的辦報高潮。據(jù)方漢奇先生的研究，從1895年到1898年，全國出版的中文報刊有120種左右，其中80%左右是中國人自辦的，數(shù)量相當于甲午戰(zhàn)爭前40多年的三倍。這些報刊中由資產(chǎn)階級維新派和與他們有聯(lián)系的社會力量創(chuàng)辦的數(shù)量最多、影響最大，出版地區(qū)遍及全國很多城市。當時的報刊以鮮明的時代性、新穎的思想性和豐富的知識性為主要特點，它們的出版和創(chuàng)辦大大提高了國人自辦報刊的聲譽和社會地位，從根本上打破了長期由外報壟斷中國新聞界的局面，從外國人手里奪回了一定的傳媒話語權。本文結(jié)合維新時期的辦報情況，總結(jié)出以下幾點辦報高潮出現(xiàn)的原因。

　　一、通過辦報以喚醒國人救亡圖存

　　甲午戰(zhàn)爭中的慘敗、《馬關條約》的簽訂、德國強占膠州灣，接連而至的打擊極大地刺激了國人。康有為曰：“非經(jīng)甲午之役割臺償款，創(chuàng)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湖廣總督張之洞亦曰：“今日時局，惟以激發(fā)忠愛、講求富強、尊朝廷、衛(wèi)社稷為第一義。”在強烈的愛國熱忱的驅(qū)動下，維新派深知欲救亡圖存，必須進行政治革新。“在野之有識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無柄可操，則不得不藉報紙以發(fā)抒其意見。”時代迫切需要通過辦報當作輿論武器，借以救亡圖存。梁啟超在《時務報》創(chuàng)刊號上撰文自述其辦報是“激于國家之危殆，懷于匹夫有責之義”。創(chuàng)辦報刊，利用報刊這種反應敏捷、傳遞快速、針對性強、信息量大、覆蓋面廣泛而穩(wěn)定的大眾傳媒形式，大力宣傳維新思想，創(chuàng)造變法風氣，為維新運動的深入發(fā)展作輿論上的準備。

　　二、通過辦報以滿足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參政愿望

　　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和迫切的求變渴望的推動下，當時的有識之士開始尋求道路參與政治，而以變法為宗旨的維新報刊恰好能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將辦報與政治活動化為一體，實現(xiàn)自己的參政愿望，是維新派作為報人角色存在的最基本的特色。梁啟超在《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一文中指出“中國受侮數(shù)十年”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上下不通”和“內(nèi)外不通”，創(chuàng)辦報館、印發(fā)報刊是“起天下廢疾”的“導端”，是一條全新的救國途徑。其他維新派代表人物也紛紛在報刊上刊登文章，借重報刊營造輿論。如汪康年就在《時務報》撰《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一文，強調(diào)“天下之權勢出于一則弱，出于億兆人則強，此理之斷斷然者。”強調(diào)伸張民權、集思廣益，以實踐“報館有益于國事”的志向。維新派通過報刊將自己的觀念和主張迅速、廣泛地傳遞給社會各個階層，以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


　　三、通過辦報以疏通社會風氣

　　晚清時期，社會風氣非常閉塞，“中國人士寡聞淺見，專以守殘，數(shù)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無知覺。”維新派認為，打破這種社會風氣的方法就是辦報。通過辦報，可以達到上下內(nèi)外之間的溝通、聯(lián)系、和諧和統(tǒng)一。嚴復在《國聞報》緣起中云：“《國聞報》何為而設者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康有為提出要以具有“匡政府所不逮”、可使“民隱得以上達”、“借鑒敵情”、使知“新政”之功能的報紙改變“士大夫不通外國政事風俗”的局面。1895年5月，康有為在其著名的《公車上書》中首次提出了開設報館的建議。他通過宣揚報紙是“先王遺制”，爭取清末封建統(tǒng)治者開放言禁，提倡辦報。他建議光緒帝獎勵辦報，廣布政教，并把設立報館以“通其耳目”使“輿論漸明”作為維新派“舉會”的先決條件。在《上清帝第四書》中，康有為再次提出“開報館”“設報達聰”等主張，把發(fā)展近代傳播事業(yè)作為變法維新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較之于康有為，梁啟超更加重視報紙這一傳媒的宣傳作用和話語權力。他認為，強弱之源在于“通”和“塞”，報館的作用就在于“去塞求通”，假以時日，“則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才漸出”。由此，辦報成為首先要著手進行的一項工作。1895年8月17日，籌備多時的維新派第一份機關報《萬國公報》（后改為《中外紀聞》）在北京創(chuàng)刊，將“設報達聰”的主張變成了實際行動。

　　四、通過辦報以開啟民智

　　對于當時的“民智愚陋”，康有為深有體會：“甲午一役，鄙人當時考求時局……曾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為狂”，自此，他認識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梁啟超亦憤然指陳：“四萬萬人中，其能識字者，殆不滿五千萬人也；此五千萬人中，其能解文法執(zhí)筆成文者，殆不滿五百萬人也；此五百萬人中，其能讀經(jīng)史知中國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滿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學之本源，考人群之條理，而求所以富強吾國，進化吾種之道者，殆不滿百數(shù)十人也”。所以他一再強調(diào)“以開民智為第一義”。他認為開民智的方法一是辦學校、二是興學會、三是開報館。而報紙一出，“不得觀者觀，不得聽者聽”，較之學校、學會，報刊的影響更加深遠、廣泛。梁氏將報刊作為戰(zhàn)場，希望改變民眾，去掉群盲“積千年舊腦之習慣”。嚴復也認為，要維新，要救國，就必須要“開民智”，“開民智”的方法就是要辦報。通過辦報，可以“通上下之情”，啟發(fā)民智，實行民主，從而富強國家。維新派激進分子譚嗣同更說報紙“可謂古今，可審中外，可瞻風俗，可察物理，可諳事變，可稽敵情，可新學述，可強智慧。”由此觀之，辦報是去塞求通最可行而有效的辦法。正是基于“國民之智何以智？國民之愚何以愚？無他，有報館則民智，無報館則民愚”的認識，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在開展政治活動時，把創(chuàng)辦報紙放在首位。創(chuàng)辦報紙以啟迪民智，抑揚輿論，成為維新派辦報思想的主要內(nèi)容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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