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朱金泰的代理律師孫相元告訴記者，自己的這起官司目前處于前期準備階段，訴訟過程非常復雜。
　　
　　“許多人沒有去起訴蘋果，是因為這種官司確實很難打。涉及到對境外公司的訴訟非常困難，包括主體的確定，包括執行都不知道去找誰要錢。”樂視網法務總監劉曉慶告訴記者，目前AppStore的運營主體是美國蘋果公司，而蘋果在中國的分公司無法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因此這些訴訟需要針對美國蘋果公司，從而變成國際訴訟。
　　
　　目前，孫相元就正在因這些繁瑣的程序而頭疼，他需要先準備美國蘋果公司的主體資格證明文件，從美國調過來再由大使館認定。孫相元計算，包括取證費、主體資格調取費用、律師費，這筆訴訟費用對于個人作家來說是個不小的數字。
　　
　　孫相元希望能有一些出版商或者作家能夠和他一起聯手起訴蘋果，這樣雙方可以減少一些重復取證工作。樂視網劉曉慶也表示，很希望有一些企業能和自己一起起訴，但像他們一樣站出來的企業至今依舊寥寥可數。
　　
　　由于蘋果公司并沒有公布每一個App應用程序被下載的次數，起訴方很難認定對方到底因此獲益多少錢。因此起訴方往往引用中國《著作權法》第48條的規定，即如果原告的損失無法認定，被告的侵權收益也無法確定，可以依據法律酌定賠償50萬元以內。
　　
　　目前中國大百科出版社要求蘋果賠償53.52萬元，樂視網則按照影片的部數索賠，每部影片索賠金額在10萬-15萬元，而朱金泰《趕尸筆記》的索賠標的約5萬元左右。
　　
　　對此劉曉慶指出，最終的賠償金額取決于中國的司法環境以及以往的官司判例，但此類案件最終的賠償金額往往都少得可憐，“賠償10萬的都非常少，大部分都只能賠兩三萬塊錢”。
　　
　　劉曉慶向記者估算道，樂視網因為AppStore中的盜版損失是很大的，“我們在影視劇版權購買上的支出很高。”劉曉慶指出，該公司過去幾年花費了數億元購買影視劇版權，因此必須要求蘋果賠償。
　　
　　她認為蘋果公司不能因開發者自行上傳就逃避責任，因為它從下載中分成(和開發者三七分)，并且AppStore是唯一為蘋果終端服務的平臺，蘋果公司從中獲取了大量相關利益。
　　
　　目前，AppStore中綁定了2.25億張信用卡，擁有超過40萬個應用程序，蘋果公司從中獲取的收益超過10億美元。此外，AppStore中的軟件還大大拉動了蘋果iPhone和iPad硬件的銷售，從而讓其獲得更高的收益。
　　
　　“蘋果公司如果足夠重視版權問題，完全有辦法制止盜版問題。”劉曉慶指出，在根本上還是蘋果這樣一家大公司對中國版權保護重視不夠。
　　
　　諸多移動開發者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蘋果是在美國總部審核中國開發的App軟件，面對這些浩瀚的中文材料，蘋果公司到目前為止對于盜版內容的審核并不嚴格。
　　
　　“以打促和”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常務副總干事張洪波向記者表示，近年來隨著蘋果公司的iPhone和iPad在國內日益受到追捧，蘋果用戶群體越來越大，AppStore上的盜版產品對著作權人造成的損失已經不容小視。
　　
　　但張洪波對于單個著作權利人起訴蘋果的做法持謹慎觀望態度，他認為這些零星的訴訟目前還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在此之前，中國文著協曾經帶頭發起對谷歌、百度等IT巨頭的維權行動，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此前一些著作權人單個起訴百度和谷歌，但是由于準備不充分，最后很難對這些巨頭產生實質性的改變。”張洪波向記者分析道，此類涉外訴訟的費用非常高，普通出版社和作家很難負擔。
　　
　　當年美國出版商協會組織了規模龐大的律師團去訴訟谷歌侵權，最終迫使谷歌付出了1.25億美元的巨額賠償。當年國內出版業在向谷歌維權時，也采用類似的方式。
　　
　　如果國家版權部門對AppStore足夠重視，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去向蘋果施壓——在此之前，美國多次指責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然而現在，蘋果的AppStore嚴重危害了中國的出版秩序，如果美國政府不采取措施，就會落下“雙重標準”的口實，因此張洪波認為此類外交手段將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他舉例談到，當年美國出版商協會面對中國的高校復印店大肆復印美國教材的事件，就向美國國會及貿易辦公室投訴，然后通過外交途徑來向中國政府施壓，在處理AppStore侵權問題上，也可以學習類似的方法。
　　
　　張洪波認為只有將廣大著作權人有效組織起來，并做好充分的準備，才能最終取得維權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