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循著這種思路再來看版權，會發現情況有所不同。以營利為目的的書（比如通俗小說），和以知識創新為目的的書（比如學術專著），幾乎就是兩種商品，只不過正好共享了“書”這種載體。以營利為目的的書，其激勵機制與一般的專利很接近。作者花費心力寫作一本書，目的就是為了從“壟斷專賣”中獲得回報。版權制度越嚴格、越寬、越長，作者獲得的激勵就越大。

　　但對學術著作而言，激勵機制有所不同。很多學者希望學術共享、學術交流，并獲得最多的反饋和討論，“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很多著名學者都情愿把自己的論文、書籍以不違背版權的形式在網絡上公開。俄羅斯數學怪才佩雷爾曼甚至只愿意把他的數學研究公布在網上，而不愿投稿到正規的學術期刊上。

　　有一些經濟學家已經提出，現有對學術資源的專利、版權保護，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阻礙學術進步的力量。我曾有一次體驗，可以說明這個問題。許多年前，我曾關注對互聯網的經濟學研究。當時一位著名美國經濟學家，針對網絡帶寬有限的狀況，寫了一篇論文，用復雜的激勵機制來最優分配有限帶寬。他的論文正在某家學報審稿（美國著名學報的審稿周期往往長達數年），我讀到的版本是他在自己主頁上掛出的“工作論文版”，但不得引用，其他研究者也沒法對此公開發表評論。不到一年，寬帶普及開來，帶寬不再是上網的主要限制。這個經濟學問題被技術解決了。我從沒看到這篇論文正式發表，大概永遠都不會發表了吧。
　　如果我們從經濟激勵、精神激勵的角度來看待版權問題，設計激勵機制，那必須將非學術書與學術書區分開來。可是這一點，在實際操作中也是非常困難的。那么就引出更具體的問題，對學術著作而言，反剽竊、反抄襲的意義何在？學界對此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消極觀點，一種是積極觀點。

　　先看消極觀點。近百年來，隨著知識爆炸，再不可能有百科全書式的通才。學術開始分工，大學開始改革，學者開始變成專門職業，學術開始具有獨立價值。學術變成了共同體內部所追求的事業，那么就必須有一定的評判標準，判斷哪些人是學者，擁有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而哪些人是魚目混珠，應當從共同體中剔除出去。

　　反剽竊、反抄襲，是學術共同體的最基本共識。之所以要反剽竊、反抄襲，目的就是為了防止有些不具備學術能力的人竊取別人的成果，變成自己具有學術能力的證明。如果不堅守這一標準，“學術界”就會發生“逆向選擇”：越來越多根本不具備學術能力的人進入“學術界”，而真正有智識、有能力的人會選擇退出“學術界”，整個“學術界”水平日趨走低，最終完全崩潰。

　　另一種觀點要積極很多，認為反剽竊、反抄襲的目的倒不是為了庸俗的“學術界”，而是為了推進崇高的學術本身。學術本身的價值是純粹的、絕對的，一磚一瓦壘起來的。每個進行學術研究的人，都有義務標明自己為這個“學術事業”所做的具體貢獻。如果縱容剽竊、抄襲橫行，那么學術共同體的崩潰倒是小事，影響到“學術事業”的發展，那才了不得。

　　當然也有許多學者并不認同這種積極性的解釋，或許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共同的“學術事業”。安守廉所關注的古代中國，可能就是這種情況。很多古人看重對經典的注疏，將多半生的精力灌注于此，用注疏來傳遞自己觀點。但無論什么注疏，它的地位都不可能超過經典本身。不管怎么剽竊、抄襲，它也不可能幫助自己的著作成為經典，那又算什么大事。

　　而另一種廣為流傳的文體，筆記、小說，也大量存在剽竊、抄襲的現象。我們也看到，讀者不大在意這一點，甚至作者本身都不在意，署一個假名，或者不署名，只是把它看作娛樂游戲。作者不打算用它營利，也不準備用它出名，只是為了娛樂友朋，即使剽竊、抄襲，我們也找不到實際的受害者，對社會整體福利大概只有積極的影響，這就是版權在古代中國沒有產生重大反響的根本原因吧。

　　這都是過去的故事了。安守廉用了更多篇幅來討論當代中國的版權問題、大陸與臺灣、中國與美國的版權問題。這些問題很復雜，當然與現代經濟、國際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一切都還在發展和變化過程之中。

　　知識產權相關法律正在受到兩股力量的制約，左右搖擺。一股是現實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約束，包括國際關系的影響。這些制度保障我們的穩定生活，立法永遠不可能脫離這些現實的制度。另一股則是飛速發展的技術，而且發展的速度和方向令人難以預料。這兩股力量時不時會發生沖突，我們如同鐘擺一樣，有時選擇舊制度，有時選擇新技術。每一次擺動，都在逼迫我們重新審視現有的知識產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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