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之后天地更廣闊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個陌生的名詞，“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傳承人”也是他們不熟悉的身份。當這些光環一個個套過來時，這些本分的修譜先生不適應了。
 

　　本世紀初，默默無聞的木活字印刷術開始吸引公眾視線和相關部門重視，這也是王超輝被媒體“圍攻”的開始，各路記者紛紛涌向他那個世外桃源般的木活字天地。直到今天，他描述那段日子仍帶著孩子般的不安：“我一下子不適應啊，都來找我干什么呢？我每天修譜很忙，可是每個人都來讓我講講木活字，有什么意義呢？”他說，一開始的諸多來訪要求他都拒絕了。“不是我擺架子，我真的不知道能幫上什么忙，那時候怎么會知道國家要把木活字和我保護起來呢？”
 

　　漸漸地，他想通了，想法依舊直接而單純：“電視和報紙上報道一下我，找我干活的應該會更多吧。”
 

　　一朝成名天下知，生意果然好了很多，有時候都忙不過來。有些遠方的客人看到報道，也輾轉拜托他修譜。
 

　　2008年，溫州臨江程氏宗祠慕名而來，請他為現任非盟秘書長讓·平的父親程志平修譜。程氏家族有六七千人，程志平年輕時遠走非洲加蓬謀生，娶當地女孩為妻，家族中還有許多中非混血后裔。王超輝仔細整理這個傳奇家族的復雜人口關系，花半年時間認真修譜。圓譜之日的儀式，程氏祠堂還吸引了許多專家學者，程氏族人都對王超輝修譜圓滿深表謝意。
 

　　實惠的生意、令人滿意的家譜“作品”，當然都是令人高興的事，而成名后的生活給了王超輝更大的舞臺，也讓他有機會重新認識自己和手中的木活字。很多文化部門、研究機構的學者前來造訪，以前覺得“修譜無非就是修譜”的他，才發現木活字印刷原是有那么大價值的技術。王超輝曾受邀到上海博物館進行木活字現場演示，他現場刻了一些木活字，印刷后贈送，觀眾拿著他的禮物愛不釋手。在一次次亮相中，作為傳承人的王超輝逐漸在公眾視野中找到一點感覺，也對自己精通的木活字印刷術有了更深層次的價值認同。
 

　　始終如一的匠人精神

　　伴隨著從一門手藝成為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普通匠人也成為文化保護中的“活化石”，這樣的經歷落到具體的個人身上時，真像是個傳奇。而所謂的傳奇，依舊是高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稱號和樸質的行業良心之間，一種和諧的搖擺——在閃閃發光的稱號對面，是這片土地上積淀多年的、同樣熠熠生輝的匠人精神。
 

　　去采訪王超輝的時候，他正帶著三四個徒弟在麗水青田一個小村子里為當地一個周氏宗族修家譜。這個宗族有六七千人，這擔活得干上9個月。期間，他們就住在宗族祠堂邊兩間小屋子里。這幾天正在撿字排版，休息作業都在這屋里頭了。屋內三面墻邊都排滿桌子，桌上是活字印盤、棕刷、油墨、紙張等工具；貼著另一面墻，橫著一張低矮的床，寬約1米。王超輝指了指墻根的小床，說：“我晚上就睡那里。”
 

　　師徒幾人一天的生活非常簡單。早上大約7點起來，三餐由王超輝的兒子建新準備，其余時間大家都在干活。長時間彎腰站立，看上去很累。他們告訴我，剛開始學著干時，腰部和小腿會有點酸，時間長了，都習慣了。晚上5點半左右收工，天熱可以再晚點。有時候，干得起勁不想停下來了，還會開個夜車。“我們沒有時間觀念的，一直干，累了就休息。辛苦是辛苦，但是也自由。”建新開玩笑說，“不是有句話嘛，”痛并快樂著“，大概說的就是我們。”
 

　　宗族提供的舊譜里往往會有冷僻字，據說，有時候客人要求不嚴格，很少有人認識的冷僻字，隨便找個相近的字替代也行。但是王超輝對家譜的質量是有要求的，他隨身帶著許多木胚，碰到字盤里沒有的字，馬上刻一個補上。找其他字替代，他是不愿意的。
 

　　撿字、排版和印刷之類的基礎程序，讓徒弟們來就行了，王超輝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宗族里面的人口資料。他手頭有本寫得密密麻麻的本子，采訪的過程中經常隨手翻一翻。“雖然宗族的負責人提供了資料給我，但是這個環節弄錯，整本家譜就沒意義了，我還是要仔細整理一遍才放心。”
 

　　整理人口資料可不是輕松的事情。客人帶著他們原來修過的舊家譜來修新譜，舊譜修好以后出生的一代或幾代人，沒上譜的都要續修到新家譜里去。宗族里長大成人的族人們，誰筑路修橋建廟了，誰捐款回報故里了，誰在社會上有了好名聲，誰考上好大學，誰工作很出色……這些都要在家譜里有所記載。現在人口流動大，家族中的人常常散落各處，基本情況和相互關系不甚明晰。這些人的來龍去脈、婚喪嫁娶、事業學業等，都得由譜師去調查。
 

　　王釧巧說：“就像你來采訪我一樣，我也要去”采訪“族人情況，通常還要”采訪“很多人。有時候，這個環節花的時間精力就不少。”一些大的宗族，人口復雜，他需要上門服務，挨家挨戶調查，把人物關系和事跡搞清楚。王釧巧曾經為永嘉徐氏宗族修譜，這個大宗有4萬多人口，涉及8個村，王釧巧仔細地梳理了宗族的脈絡枝葉，并詳細記載了相關歷史。一本家譜一般包括1000個人物，如此大的宗族，一套家譜一共要訂成42本。“我在那里整整待了2年才做完。”
 

　　王釧巧很誠懇地告訴我，東源村修譜的名聲，不是靠廣告打開的，而是一代代譜師靠手藝打開的。“其實我們修家譜，都是老生意了。宗族修譜，總喜歡找以前給他們修譜的師傅，或者他們的后代。誰修的譜，就落誰的款識，客人會按照老家譜上的落款，找上門來的。有時候，別人拿著300年前的老譜找我新修，我一看，落款是我祖上的名字嘛，感覺特別親切。”
 

　　浙南閩北一帶厚重的宗族情結使古老的木活字印刷術至今仍有穩定的市場，好的譜師當然是不缺生意的。但每一本家譜中都有譜師的款識，所以修譜這門手藝，他們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苛求精通。靠一技之長謀生的人，是如此在乎手藝和名聲的凈度，這就是根植于最平凡民間的寶貴的匠人精神。所以，今天的瑞安木活字早已不再默默無聞，而今天的修譜先生們也更加愛惜羽毛，精益求精。
 

　　明天由誰來守候

　　今年77歲的林初寅老人也是現今譜師中年齡最大的，從14歲至今，除了“文革”那幾年被安排到農技公司干活，他從事這門修譜的工作也有60余年，是木活字印刷術傳承人中年紀最大的一位。如今四代同堂，晚年安樂，已經不大外出接活。但是木活字印刷術就像是他的另一個孩子，他總想讓外人都來看看，自家孩子長什么樣子？可愛在哪里？于是他在自家的兩進房子里布置了一個小型的木活字印刷展覽，第一進陳列著活字盤、印版、棕刷等工具，第二進則有許多他和他的祖先修成的家譜成品。
 

　　他領著我在他的展覽室兜兜轉轉，滔滔不絕地介紹：“這是印版，分兩種，字直排的是歐（陽修）式印版，字橫排的是蘇（洵）氏印版。”“這是木活字盤，活字按照大小，分為五分字和三分字。”“活字在字盤里排放是有規律的，撿字的時候根據我們祖上傳下來的口訣，就會很方便挑選。”……
 

　　林初寅的小展覽是5年前布置的，因為他有很多“祖上留下來的好東西”，覺得束之高閣可惜，希望更多人能來了解。包括林初寅在內，他們家上溯六代人都會木活字印刷術。“這里地方太小了，我想布置得好一點、大一點，我有六代人的”藏品“都沒地方展示呢。”
 

　　或許是年紀大了，林初寅很在乎也很擔心傳承人的培養。在他看來，年輕人學習過程中，技術難點在于刻字，大多數學生都能掌握其他程序，唯獨刻字是技術短板。他最大的孫子24歲，排版印刷都會，但是刻字還得慢慢練。對此，其他兩位傳承人也深有同感。王超輝和王釧巧都說，當年自己入門的時候，刻寫最費工夫，反寫的繁體字，因為木頭不“聽話”，很難刻清楚不說，手還經常受傷。當年他們憑著興趣和吃苦精神攻克了難關，但現在的年輕人未必吃得起這種苦。當然，還有多元社會的各種誘惑。三位傳承人都曾帶過不少學生，有一些人適應不了寂寞辛苦的修譜生涯，轉身離去。
 

　　無論如何，對技術的傳承，老譜師們充滿期許。林初寅早早把技術傳給3個兒子。“孩子們不一定要靠木活字吃飯，但技術要學會，要一代代傳下去。”林初寅還有另外一個愿望——想多收年輕人為徒。高中生、大學生平時功課忙，肯定是沒太多時間來專門學習木活字技術的，而修譜要求有古文功底，得精通文言文的文法，學歷太低也不行。像林初寅這批老先生，當年入門不僅要會讀舊譜，在錯綜復雜的宗族關系中接續新的譜系，還要熟悉《康熙字典》，認讀冷僻字和異體字，熟悉姓氏起源和流變、甲子紀年，更要知曉許多歷史典故，而刻字這種見功力的手藝，更是需要反復練習。老人非常希望對雕刻、繪畫、歷史、文學等有興趣的年輕人能夠抽空來學一點。
 

　　對木活字印刷術傳人的培養，瑞安市文廣局局長黃友金表示，文廣局在補貼傳承人的同時，也撥款補貼給學藝的學員，“這樣才有人肯來學”，傳人隊伍才能穩定、壯大。旅游局方面則會著手建設規劃中的中國活字印刷術展示中心，對現有的展覽館立面設計改造。兩個部門聯手打造文化旅游的概念，保留東源村的原生態風貌，強化以木活字印刷術為主的當地特色。
 

　　對于木活字印刷術這門古老技藝來說，要在現代社會里“鳳凰涅槃”，值得試驗的還有很多：“印《琵琶記》？一本本藍色封皮的手工線裝書，多有賣相和古味！”黃友金有著無數美好的暢想。

　　【點擊查看更多精彩內容】

        相關新聞：

　　寧化木活字印刷術亮相第六屆中國文博會
　　木活字抓住活字印刷術的尾巴（圖）
　　任振斌，再現西夏木活字印刷術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