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12月10日下午，丹麥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場內唇槍舌劍，東京環保產品展的展館內卻氣氛溫馨。

　　很多脖子上系有粉色絲巾、絲巾后面印著“桃二小學”字樣的小朋友，圍坐在各家參展商的展臺前，或聆聽，或動手參與一些環保產品模型的組裝。精工愛普生公司的展臺也吸引了他們。在這里，小學生們需要在一張特定的卡片上蓋滿三個印章，就可用卡片票根獲得該公司提供的精美環保拼圖。

　　這三個印章分別代表了愛普生打印機的運輸配送、消費者使用和墨盒回收環節，加上產品設計、材料選擇和產品制造環節，愛普生希望借此向消費者傳達其產品生命周期內的環保理念。

　　“到2050年，我們希望將產品完整生命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90%”。精工愛普生公司圖像產品事業部COO酒井明彥說，“即便這并不容易。”

　　同行“聯合”

　　“過去，日本廠商的目標就是不計成本地生產高品質產品，所有的日本制造商如此，愛普生亦然。”酒井明彥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但現在，讓消費者接受你的產品成為最大的挑戰，包括日本技術受到的挑戰在內，我們必須通過技術創新來控制我們的成本，盡量降低產品售價。”

　　根據愛普生2050年環境愿景，二氧化碳排放削減90%固然是其外在的“環保牌”，但在這背后，愛普生產品生命周期供應鏈的“綠化”是其成本控制的關鍵：材料選擇趨向小型、輕量化；產品小型化之后，同樣的運能可以配送更多產品；而通過延長產品使用壽命、墨盒回收再利用等，愛普生希望將其環保新品的研發成本分攤到各個環節。

　　此外，為了降低成本，2009年6月，愛普生甚至和競爭對手佳能公司合作，共用運輸配送、墨盒回收體系。酒井明彥將此稱之為“動脈運輸、靜脈回收”。

　　“最近日本國內的運輸公司被淘汰掉不少，運輸公司的集約化、規模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我們調查發現，愛普生和佳能各自使用的運輸公司相近，各自的倉庫均有空余，而兩家公司在日本的主要運輸目的地位置相近，都是幾家大的電器零售商，所以聯合順理成章，既降低各自的倉儲資金和配送成本，二氧化碳的排放還能減少。”酒井明彥說。

　　事實上，像愛普生和佳能這樣“聯合營運”以降低成本的做法，在大公司中正逐漸多起來。

　　供應鏈“綠化”

　　愛普生、佳能的聯合營運屬于企業整合外部資源的有效手段，針對企業內部管理，愛普生們的供應鏈“綠化”不失為應對低碳時代的良策。

　　一年多前，鄭銳在美國出差時，正趕上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美國人的熱議，讓鄭銳敏感地意識到“碳減排”已因為公眾的關注而成為企業的緊迫任務。

　　鄭銳是金光紙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下稱“APP（中國）”）執行董事，回國之后，他即著手聘請國際碳資產信息咨詢（北京）有限公司（下稱Camco），就APP（中國）進行“碳足跡”評估。

　　所謂“碳足跡”，是一種測量能源消耗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對環境影響的方法，個人、組織的活動和產品直接或間接導致的“碳耗用量”，其“碳”耗越多，導致排放出讓地球變暖的二氧化碳也就越多。而迄今為止，Camco實施的碳排放評估超過1000次。
　
　　“碳足跡評估是企業應對低碳時代多個步驟中的第一步，只有全面了解單位產品排放二氧化碳的水平，才能在企業中建立減排標桿，并為接下來設計減排項目提供依據。”鄭銳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企業進行碳減排，除了CSR（企業社會責任）和品牌上的回報以外，減少成本是第二個層面，增加收入是第三個層面。”

　　按照Camco的建議，結合此前數年的投入，APP（中國）的供應鏈“綠化”效益開始顯現。APP（中國）的旗艦企業——金東紙業，是國內最大的造紙企業，截至2008年底，金東紙業環保投資11.5億元，每年環保收益可達1億元。

　　“企業進行碳足跡評估一般分為兩步，首先是了解自己的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大，接下來就是看到底能有多大的改善機會。改善機會又分為三部分：經濟效益不大但社會效益重要的部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豐收的部分，暫時無法解決或技術不成熟、存在風險的部分。”鄭銳認為，每家企業可以根據自身實力的不同、發展階段側重點的不同進行取舍，而對APP（中國）來說，盡管需要投入巨資，但10%的環保效益已經足夠吸引企業不斷投入，即便因為APP的外資性質，直接增收是APP可望而不可及的夢。

　　“企業增收方面主要是來自于CDM（清潔發展機制，發達國家通過該機制購買發展中國家可以出售的二氧化碳減排配額）出售。但由于中國政府只允許中資企業進行CDM交易，而APP（中國）是外資企業，所以CDM增收也就不可能。”提及此處，鄭銳難免遺憾，如果可以進行CDM交易，該公司每年可新增數億元收入。

　　第三方托管

　　然而，對廣大中小企業來說，APP（中國）那樣的環保巨額投資并不現實，能否通過參與CDM交易獲得減排資金？

　　“我們接到過咨詢，因為沃爾瑪要求供應商提供碳足跡驗證，國內的沃爾瑪供應商向我們尋求幫助。”Camco市場經理魏明慧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碳減排的方法有兩類。一類是內部管理方面的節能降耗，另一類是通過技術、設備的投入來實現廢物回收利用，對于規模不大、利潤率并不高的中小企業來說，高投入的后一種手段顯然很棘手。

　　按照聯合國氣候組織的最新統計數據，目前全球已經批準的CDM項目中，中國占47.89%；而在中國已獲批準的CDM項目中，Camco占據的市場份額約30%。

　　“此前國內的CDM項目主要針對高能耗企業，從2005年到現在，國內煤化、石化、鋼鐵、水泥、電力等領域的大型項目基本開發完畢。而由于CDM項目包括賣方國、買方國、聯合國等的復雜審批手續，獨立第三方監督機構費用昂貴，兼之聯合國審批部門要求新項目的技術最好能不斷改進，因此，如果沒有一定的規模和技術水平，CDM項目很難獲得最終盈利，也就不會有人愿意立項審批。”魏明慧表示，這也是國內絕大多數中小企業此前無法從CDM分一杯羹的根源。

　　由于政策在CDM項目審批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Camco的多數人員都聚集到了哥本哈根研究下一步可以開辟業務的新領域。這其中，當下交易價格較高的風電、太陽能、生物質發電等CDM項目新領域，潛力較大，但目前的市場份額并不大。以我國為例，截至目前，風電CDM項目累計共8631293噸，僅占我國CDM市場份額的5%。而不久前，聯合國還否決了來自中國的10個風電CDM項目。

　　顯然，至少目前為止，國內高能耗、新能源領域以外的絕大多數中小企業從CDM市場獲益的可能性不大。

　　“企業自身規模小無法避免，但如果某個相對集中的區域內，這些中小企業能夠聯合起來，將其廢物、廢氣和污水處理業務打包形成一定規模，委托給第三方專業的治污公司運營，前期投入的高額資金相互分擔之外，獲得貸款或投資也并非不可能。”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會長文一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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