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從交子到會子——談政府需要自我約束

　　中學歷史課本上說，中國是紙幣的故鄉，產生于北宋時期（1023年）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比歐洲早600多年。然而，歷史同樣告訴我們，當1840年英國的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國門的時候，英格蘭銀行的紙幣已經通行于世界，而中國卻還在使用白銀和銅錢作為貨幣。中國的紙幣上哪里去了呢？原來，早在明朝中葉，中國的紙幣就已經消亡了。為什么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國紙幣卻逐步走向了沒落呢？從交子到會子的故事將向我們講述一個發人深省的道理。

　　最初的交子實際上是一種存款憑證。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為不便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金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用楮紙制作的紙卷上，再交還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并在各地設分鋪。由于鋪戶恪守信用，隨到隨取，交子逐漸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也越來越多的直接用交子來支付貨款。后來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并不會危及交子信譽，于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正是這一步步的發展，使得“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特性，真正成為了紙幣。

　　隨著交子影響的逐步擴大，對其進行規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北宋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16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認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以本錢36萬貫為準備金，首屆發行“官交子”126萬貫，準備金率為28%。

　　從商業信用憑證到官方法定貨幣，交子在短短數十年間就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具備了現代紙幣的各種基本要素，將還處在黑暗的中世紀的歐洲遠遠拋在后面。然而，這也正是中國紙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自從接管了交子的發行之后，朝廷突然發現，紙幣實在是個好東西！不用什么本錢，只要在一張紙上印上幾個字，就可以當真金白銀使用，換來實實在在的財富，還不用背加賦的罵名，實在是無本萬利的好買賣！于是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它與交子最大的區別在于其不置準備金、不許兌換、可以隨意增發，這就為中國紙幣打開了末日之門。

　　末日之門既開，形勢就急轉直下了。除了宋孝宗等少數頭腦比較清醒的皇帝之外，大多數皇帝都把發行紙幣（包括交子、錢引和后來出現的會子）當成了增收的手段。要養兵，便印紙幣，要打仗了，又印紙幣，打完仗要犒賞諸軍，還印紙幣，就算是太平時節，朝廷想要采辦些什么東西，自然仍是印紙幣比較好。在印刷術已經相當發達的宋代，手工印鈔機開始全速運轉，為皇帝們提供了無數可以任意揮霍的紙幣，隨之而來的，自然就是惡性通貨膨脹和喪失信用的紙幣的消亡。

　　以南宋會子為例，根據乾道四年（1168年）的安排是3年一屆，每屆發行1000萬貫，屆滿后發行下一屆會子來回收上一屆會子，這樣會子總的流通額就保持在1000萬貫。這個數字雖然是北宋交子的8倍！但畢竟還是一個有限制的數目，通貨膨脹的規模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內。然而，不允許增發紙幣，就意味著斷了以后的財路，這是皇上和大臣們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官家（宋朝皇帝的俗稱）定的規矩，不過8年之后就被官家自己給推翻了。淳熙三年（1176年），朝廷讓第三屆、第四屆會子各展期3年，這意味著在新會子發行的時候，舊會子仍在流通，流通額就加倍了。此后，會子展期就成了家常便飯，甚至發展到永遠流通，不再回收。每界發行額也從1000萬貫發展到數億貫。更恐怖的是，新舊會子的兌換率也不再是一比一，而變成了二比一、三比一，甚至五比一。這意味著在現代經濟中只有惡性通貨膨脹到了極端的情況下才不得不采取的幣制改革，在南宋竟然每3年就進行一次！按元代中統鈔的匯率倒推，第十六屆會子就已經通貨膨脹了1250倍（共發行了十八屆），而若推到第一界會子，恐怕通貨膨脹的倍數就得用萬甚至十萬來衡量了。

　　人民群眾不是傻子，看到官家如此發行紙幣之后，誰也不愿用真金白銀再去換那一張張早已喪失信用的廢紙了。從嘉定初年（1208年左右）開始，會子就已經基本無法在市場上流通了。此后再發行的會子就只是官家自娛自樂的性質，或是作為朝廷強搶民財時假模假樣的付出的一張遮羞布了。而此時距離官家第一次失信打破會子制度不過30多年時間。

　　此后，元朝和明朝雖然也都一度發行過紙幣，但朝廷對待紙幣的態度和紙幣的命運也都與南宋并無二致。到明中葉弘治年間（1488—1505），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使用的最后一種紙幣大明通行寶鈔就已在市場上停止流通，銅錢和白銀再次主宰流通市場。中國的紙幣就這樣被扼殺在了搖籃里。

　紙幣是一種信用符號，只有當它代表了貨幣信用的時候，它才具有價值，能夠流通，能夠極大的便利和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一旦失去信用，它就變成了一張廢紙。交子的興起，正是中國市場經濟和商業信用大發展的成果。而會子和其他中國古代紙幣的衰亡，也正源自政府對貨幣信用的破壞性掠奪。

　　說到這里，一個問題不免讓人疑惑。當初成都幾個商人發行的紙幣有信用，而后來幾朝政府所發行的紙幣反而沒信用，難道說商人比政府更有實力嗎？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商人確實實力弱，沒有對社會的強制能力，而這反而使得他必須受市場的約束，不能亂來，否則就會有被市場所淘汰、傾家蕩產的風險。這一約束，恰恰使他建立起了自身的商業信用。交子鋪戶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分化，從一開始的良莠不齊，到莠的被自然淘汰，良的逐步發展壯大到統治市場，正是這一機制的生動寫照。

　　而政府，特別是中國封建社會中高度集權、缺乏監督制約機制的政府則不然。它有著強大的國家機器，有著能夠強迫社會接受的實力。正是這一力量使其可以不受市場的約束，不必那么珍視自身的信用。因此，交子鋪戶必須有的準備金，朝廷可以沒有，交子鋪戶必須遵循的紙幣發行規則，朝廷可以不遵循。在這種沒有外部制約力量的情況下，如果再沒有自我約束，政府就很容易走上恣意妄為的濫用權力之路，從而毀掉自身的信用、毀掉紙幣制度、也毀掉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萌芽。

　　對政府來說，這也不是件好事，開始濫發紙幣的時候，無本萬利的感覺確實很爽，但過不了多久，惡性通貨膨脹和紙幣的消亡就會使其陷入更困難的境地。明崇禎十六年（1643），在李自成的兵鋒之下，崇禎皇帝再次想起了紙幣，他設立了內寶鈔局，日夜趕造大明通行寶鈔，希望能夠挽狂瀾于即倒。然而，早已沒有人愿意用真金白銀去換這些印制精美的廢紙了。在無數寶鈔的伴隨下，崇禎皇帝把自己掛在了煤山的一棵樹上。這個時候，他是否會想，要是當年自己的祖先不要那么貪婪，也許今天的寶鈔還能流通，還能拯救一下自己和自己的王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中國本曾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然而終于沒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缺乏外部監督和　自我約束的政府對公權力的濫用是一個重要原因。作為市場經濟和商業信用象征的紙幣在中國的興亡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的今天，我們的政府同樣面臨著外部監督不夠到位的情況，因此，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繼續發展下去，政府就更要加強自我約束意識。目前中央政府將發債的權限向地方下放，而發債與發行紙幣頗有相似之處，這將既是有助于拉動經濟、抵御國際金融風暴侵襲的一大好事，也是對各地方政府自我約束能力的一大考驗。希望我們的各級政府能夠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承受住考驗，把好事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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