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之途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大學出版社還沒有一家能夠提出切實可行的、或者整個技術路線十分明確的擴張道路，這是讓人很痛心的。”賀耀敏表示。

　　但在陸銀道看來，這其中有著非常復雜的原因。其一，是沒有政策的扶持；其二，社長們都有想法，但是不敢提，因為大學社社長的任命權在學校，說話也好，做事也好，沒譜的事，是不會先講出來的；其三，對于很多大學而言，仍舊沒有將大學社社長看作是職業出版人，走的是一般干部的任命，社長干兩屆就要被換掉，沒有深水不能養大魚，很多擴張的目標也不及實現。值得指出的是，如果高校的相關主管領導對職業出版人保持一定的敬意，不會出現將其隨意調離崗位的情況，出版社往往就能更好的發展，譬如外研社、華東師大社、廣西師大社、復旦社、北醫社等，皆屬此例。

　　實際上，有綜合實力的大學社都在暗中進行擴張之途，北京有五家大學社都在與外地大學社商談，看有沒有合作的可能性。其擴張的路徑大致以股份制為主，如果股份制走不通，就互相參股，“先往前拱”。但據本報了解，實質性談下來的還沒有一家。

　　“現在最大的阻力就是，出版社與出版社之間的整合，比如，大學社與大學社之間的整合，或者大學社重組其他出版社，比如，這次148家中直出版社改制，有的規模很小，我們也曾考慮重組的問題，并且有些出版社也向我們表示了希望重組的意向，但上邊沒有明確說法，操作起來有困難。”張其友表示。

　　在陸銀道看來，目前階段，大學社最有可能的合并形式是“托管”。“托管”，即隸屬關系不變，牌子不改，只是經營權歸另一方，托管兩三年，如果合適，就參股，形成“聯邦式合作”。但到目前為止，“托管”的形式也未能成行。

　　但是，外延式擴張也不是不可能，但受限于特定方面，比如，兼并一個圖書公司或者發行公司，或者印刷廠，還是有可能的。譬如，北師大出版集團通過股份制改造和技術性改造，將下屬的京師印務公司與民營印刷廠進行整合，組建成新的控股股份制印務公司，極大地提高了經營管理能力，完善了生產功能，拓展了產品品種，增強了市場競爭力，實現了優勢互補和雙贏的效果；同時，北師大社正在考慮以資本為紐帶，吸引外部市場營銷的優勢力量，成立助學讀物有限責任公司，外研社最近也會有所動作。

　　盡管大多數大學社選擇的是內涵發展之途，但內涵式發展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變為對外擴張，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貝貝特模式”，走的就是典型的“內涵加外延”模式。譬如，該社總編助理攜一些骨干編輯到上海設立辦事處，一旦圖書規模上來，銷售渠道穩定，就及時裂變為上海貝貝特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同時，更多的大學社在探討可行的合作、聯合的方式。“比如，在某個業務領域共同投資，組建經營實體，進行資本經營；或者聯合投資，明確分工，共同運作較大型出版項目等。”張其友稱。在王明舟看來，在數字出版的合作出版方面，大學社的合作有一定的可能性。

　　賀圣遂則呼吁，既然大學社是以學術出版為特征的，那么，在渠道方面，可以有更多的信息交換，更大的工作平臺。“大學社往往有自己的銷售渠道，相當一部分學術著作是依靠分布在高校區域的書店來實現銷售的，這個平臺如果建立得更合理，內部有更多的組織關系來協調，對學術著作的流通會起到更大的作用。”

　　品牌對抗“航母”

　　盡管地方出版集團林立，但在陸銀道看來，除去市場割據的威脅，集團也并不可怕。“集團組成的個體還是出版社，這些出版個體對大學社來說，并不可怕。事實上，從圖書產品的比拼來看，大學社在某些方面更有優勢。”

　　這也是北醫社選擇內涵發展模式的原因。“無論從發展思路，還是從產品的整體設計，我們都是有理念的。我們喜歡做很好的長線產品，前期運作兩三年，做成一本好書，但地方沒有這個耐心，產品的研發能力也不如我們這么嚴謹。只要我們有核心競爭力的長線產品，就不懼市場競爭。”在陸銀道對北醫社的規劃中，北醫社只出一流教材，一流專著，以及國際合作共同出版的頂尖醫學書。他告訴讀書報，某地方精神病醫院院長的一本著作，根本無法通過北醫的審稿，但拿到地方，毫不猶豫就出版了。“我想辦這樣的出版社，在業界非常有影響，醫學界認為，到我們出版社來出版一本書，是他的榮耀。而產品好，自然會掙到錢。”

　　對于大學出版而言，大規模的重組聯合擴張顯然不是發展的惟一之途。譬如，已經在人文社科領域做出品牌的復旦大學社依然會延續其品牌化、特色化道路，出版一流教材和專著，以及高品質的人文社科圖書。沒有刻意擴張的復旦社從2001年開始，每年發展規模的遞增速度都超過了10%，去年達到了3個億碼洋的規模。“但我知道有些出版集團的主業在下滑，盡管體量大，但規模優勢在主業上并沒有展現出來。所以，我們并不擔心在出版主業上與集團的沖撞，關鍵還是在于出版社的圖書質量、特色與品牌。”賀圣遂表示，復旦社將堅持內涵式的發展模式。

　　同時，賀圣遂也看到了國家已經做出的很多有利于大學社發展的政策，譬如，啟動出版輸出工程、國家資助項目，“這是一種出版政策，是對建立在以發展文化為基礎之上的出版業的真正的支持”。在賀圣遂看來，任何一個中國都有主體出版，這種出版是為這個國家文化主流意識創建、積累和傳播做貢獻的，但也往往是被完全商業化的出版社忽略的。而文化，“不應該僅僅靠一部分人去做艱苦的支持，而是要靠國家政策調劑的”。

　　顯然，擴張并不是萬能的，也不一定“大”就是贏家。“我的擔心是，有些地方出版，會不會作廢主業？出版有出版的規律，不是說錢越多，投進去，就越能見效益的。出版需要一個總體的積累，有底蘊在里邊。給我一個億，兩個億，我也不可能快速做大，因為我不會做短平快的產品。出版社要長期發展、穩定發展，必須要產品研發的過程。很多大學社，項目從調研開始，找作者，到出版，是以年為周期的，但是現在很多出版社，從網上搜東西，三五天出一本書，這是很可悲的。”陸銀道說。

　　然而，遺憾的是，目前社會、行業對出版業的評價，主要指標就是規模、體量，真正埋頭做書的出版社很容易被忽略了。“總署提出‘做大做強’的目標，打造雙百億集團，我們是非常贊同的。但是，我們將來的發展方向是什么？到底是以什么為主體？現在，各地方出版集團的多元化經營是必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多元化經營的目的是什么？我們認為，既然叫出版業，就應該以出版為主業，多元化的目的也是為了推動或促進主業的發展，而不是沖淡主業。”張其友的話或許代表了諸多有著出版情懷的大學出版人的心聲。

　　“我只希望，大學出版人不要成為‘沒落的貴族’。”賀耀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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