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鋁塑分離技術本身早已存在。”利樂負責利樂環保事務的經理姚特克告訴本報記者。事實上,早在2005年,在巴西圣保羅的衛星城市Piracicaba,就有一家利樂巴西等公司支持紙包裝回收加工廠,能夠用等離子技術將紙包裝盒中的鋁和塑料成分完全分開。“但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等離子技術的設備投入太高,而且也要求企業對'利樂包’回收量夠規模,因此利樂在中國進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實驗。”

　　2007年,利樂中國的環保工程師找到了天藝塑膠公司,他們和山東聊城大學的研發小組合作,開發出現在富倫紙廠和鑫宏鵬紙廠使用的半化學半機械的鋁塑分離方法。

　　“(鋁塑分離設備)總體投入大概需要1500萬元,”羊軍解釋,“利樂在基礎設備上對我們提供了幫助,而且,經由他們論證,整個生產過程也是環保的。”

　　利樂在中國之所以如此急切尋找性價比高的鋁塑分離技術,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國的循環經濟鏈條上,鮮少見到有為再生產品生產廠家提供政策傾斜和資金補貼。

　　在歐洲,以德國的“綠點體系”為代表,其實是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在由政府提出包裝回收要求后,1990年9月28日,來自包裝材料和消費品產業的95個公司組成了德國的生產者責任組織——“包裝廢物收集利用的環境服務公司”DSD,DSD擁有綠點(green dot)標志。這個組織是與地方政府垃圾處理系統同時并存的另一個回收利用系統,它根據回收體系和不同材質包裝物的回收成本測算,規定加入該體系的消費品制造商為每個包裝上繳納多少費用。交費企業可以在包裝材料上使用綠點標志。然后,DSD將這些費用補貼給專業公司負責廢包裝的收集和再利用。

　　和中國大陸情況最近似的臺灣地區,則是在1998年開始,由政府牽頭成立了廢棄物資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員會,用制造者提供的資源回收管理費去補貼整個資源回收系統的各個成員,比如工廠和拾荒者。

　　2008年8月,中國已經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這個立法意味著中國意識到了日益增長的資源緊缺和環境壓力,試圖改變高投入和高排放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個立法要求在企業的生產源頭進行控制,提倡綠色設計和制造,并且將廢棄物在回收及處理系統進行再利用,使資源重新回到生產領域。

　　“但是現在的循環經濟促進法只是在有關領域中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全國人大環資委調研室副主任翟勇說:“有關產品再利用的比例、再利用率等等這些具體要求,相關行政法規現在還沒有出來。”

　　因此,利樂要在中國搞循環經濟實驗,目前只能靠在產業鏈條上尋找到更多的利潤空間,來確保下游的包裝處理企業能在殘酷的市場經濟中持續擴張。

　　“說到底,我們需要靠這部分盈利趕快形成規模優勢,”郭振齊在自己的鋁塑車間旁總結說,“然后,就能更好地控制利樂包的回收網絡。”

　　控制點

　　林老板個子不高,臉上總帶著笑容,在經營垃圾分撿回收前,他做過水果生意。在他接手這塊地盤時,羊軍每月從這個地區只能回收80噸利樂包。據估計,這一地區2009年的目標回收量只有3000噸。

　　“但不要因此小看廣州周邊地區的回收量。”林老板為自己的商業計劃辯解,光東莞地區一個鎮的居民,一天消費利樂包的潛力,甚至就超過城市里的幾個大型垃圾填埋場提供的回收量總和。因為這里工廠密布,氣溫偏高,工人們的食譜里常年包括利樂包裝的牛奶或飲料。

　　“只要你讓我覺得做這個事情有前途,”林老板說,“我會想方設法把回收量提起來。”

　　由于中國尚未建立合理的垃圾分類體系,消費者垃圾分類的培養更無從談起。林老板這樣的民間回收大戶成為了“利樂包”回收的樞紐,他們連接著各個垃圾填埋廠、廢紙收購點和蒙牛、伊利這樣的利樂包裝使用大戶(從工廠中回收他們的廢棄包裝),并且也能通過自己的下家——那些更小一些的回收公司來面對成千上萬的拾荒者、知道“利樂包”能賣錢的環衛工人和城市居民。

　　在城市垃圾分類政策缺位的情況下,通過細分價格對回收渠道進行有計劃的培養和管理,是羊軍唯一能做的事情——他有一個即使在跨國公司的渠道管理者看來也相當精準的管理框架。根據消費“利樂包”的數量,在山東、安徽、上海、廣州、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尋找到林老板這樣的總代理,為他們中業績好的人建立獎勵制度:比如一個月,代理收上來的“利樂包”達到20噸,每噸就返利200元。羊軍甚至答應,為林老板這樣信譽良好的合作伙伴提供一部分資金周轉。

　　“我們把收購的標準和價格掛鉤,收上來的廢包分三個級別,分類和清潔做得最好的價格最貴。”羊軍說,“一旦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與錢相關,回收環節里的每個人都會慢慢發生轉變。”

　　在收上來的廢包里,他們對地區代理從當地工廠拿到的邊角料開出的收購價格是最低的。“這不奇怪,”郭振齊解釋,“我們很多回收代理都和當地的蒙牛、伊利這樣的工廠有密切的關系,從那里拿到大量的邊角料并不難。”

　　但回收企業和造紙廠都意識到,能否拿到工廠料取決于中國社會的人情關系,若完全依賴于這種關系,則會讓雙方都面臨極大的潛在風險。

　　“比如,工廠分管此事的人忽然改變主意,將這些廢料處理給其他回收商。”相比之下,建立起一個從城市垃圾處理體系中獲得“利樂包”的穩定渠道更為重要,因為人們對牛奶和飲料的消費總會越來越多。因此,羊軍和郭振齊不約而同把從鋁塑分離技術上得到的那部分贏利,盡量投入到對這部分渠道的建設中去。

　　“更何況,利樂幫助我們的主要目的,本身不光是為了處理工廠廢料。”羊軍說:“而是希望通過我們去把城市垃圾中的廢包吸納出來。”

　　在富陽當地,受到原料藍海的吸引,也有中小型企業開始動用“利樂包”造紙的主意。他們的一部分原料來自購買進口廢紙中夾帶的廢棄利樂包,“進口廢包是800元一噸,”羊軍說,“我們則把收購價格定在1800元一噸。”

　　除去要負擔維護管理回收系統的成本,富倫和鑫宏鵬紙廠為了保證生產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都環保,還投資500萬元修建了污水處理及循環使用的系統——然而,其他競爭者則未必會如此規范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