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4萬億投資是不是“鼓勵”了產能過剩？其二，“保八”是不是與可持續發展思想相左？其三，經濟增長是不是對沖了結構調整？其四，擴大投資是不是加劇了消費不足？其五，信貸增長是不是導致通脹預期的“元兇”？其六，“國進民退”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

　　這是尖銳的六大質疑。但試想一下，面對呼嘯而來的世紀性經濟危機，如果沒有“4萬億”的手筆、“保八”的決心、對經濟增長的強調、大量信貸的支持、基礎投資的帶動，且不論產能過剩、結構失調和消費不足等問題是否會因此就能改觀，在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一年間紛紛“落馬”的情況下，三十萬億規模的中國經濟會步入何等境地，就足夠引發人們的猜想。

　　事實上，這場危機本質上是發達國家主導的虛擬經濟產能過剩的總爆發，造成市場購買力的大幅短缺。這種貨幣意義上的短缺并不代表實際需求的不足。相反，當我們看到全球還有數十億人口處在低水平的生活景況，迫切需要大量價廉物美的消費產品改變生活條件，我們是不是應該重估針對中國制造業“產能過剩”和“擴大投資”的指責？

　　或許大家已經忘記了1998年的經驗教訓。在那場讓亞洲“四小龍”元氣大傷、“四小虎”一蹶不振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為什么會勝出并由此獨領風騷，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沿海眾多外向型企業依靠國家政策支持活了下來。當市場逐步復蘇后，活下來的“中國制造”成為了新一輪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之一。眼下，同樣的情況發生了，關鍵是活下來，活下來就能“剩者為王”。所以，在上述頻遭質疑的宏調決策后面，深藏的不是“寂寞”，而是智慧。

　　至于“國進民退”，直觀比亞迪、聯想、華為、阿里巴巴、萬科和民生銀行等民企今年在市場上的表現，是不是我們會同意，在經濟“冬天”里，企業規模在生存風險上的不同表現，使得“大進小退”遠比“國進民退”更準確地描述了危機中的企業生存現狀。

　　當然，“是藥三分毒”，危機下的宏調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副作用，其中信貸增長的超量、結構調整的不力、投資行為的盲目，等等，都需要決策者在制定未來宏觀政策前作深刻的反思和調整。但我們在批判政策局限性的同時，不能輕易否認它已經產生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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