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柔石銅像　【我要印配圖】

魯迅設計的《小約翰》書封　【我要印配圖】

　　【我要印】訊： “合作作品”是個籠統說法，嚴格講應分為兩類：一是兩位或兩位以上作者共同完成作品，其成果以及相應的權利不可分割；一是兩位或兩位以上作者各自完成作品的一部分，或將各自完成的作品匯集成書，其成果以及相應的權利可以分割。　

　　前一類，如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合作搜集整理《兒童與家庭童話集》、《德國傳說》；埃德蒙德龔古爾和茹爾德龔古爾合作創作《夏爾德馬依》、《修女菲洛梅娜》、《熱曼妮·拉塞特》、《勒內·普莫蘭》、《瑪耐特薩洛蒙》等；博爾赫斯與比奧伊·卡薩雷斯用本名和幾種筆名合作創作《堂伊西德羅·帕羅迪的六個問題》、《兩個值得記憶的幻想》、《一種死亡模式》、《天使與地獄》、《布斯托斯·多梅克的記事》、《布斯托斯·多梅克的新記事》等，博爾赫斯與比奧伊·卡薩雷斯、西爾維娜·奧坎波合作編輯《幻想作品選》和《阿根廷詩選》；曼弗雷德·班寧頓·李和弗里德里克·丹奈以“埃勒里·奎因”的筆名合作創作大量偵探小說，——據說，在大部分情況下，丹奈先擬定提綱，再由李完成作品。在中國，則有師陀、朱梵（柯靈）合作改編高爾基的《夜店》，——師陀在《〈夜店〉贅言》中介紹：“我們經過幾次討論，便開始動手，柯靈改前兩幕，我改后兩幕。”又有孔厥、袁靜合著《新兒女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1949年10月由海燕書店出版，1956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出，“出版說明”有云：“小說的作者之一——孔厥，后來由于道德墮落，為人民唾棄；但這并不影響這本書存在的價值。孔厥在小說的創作過程中，實際參加過一定的勞動，因此仍然保存了原來的署名。”正可說明此種合作作品不可分割的性質。　

　　后一類，如1879年法國六位標榜自然主義的文人在左拉的梅塘別墅聚會，商定各寫一篇以普法戰爭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左拉作《磨坊之役》，莫泊桑作《羊脂球》，于斯曼作《背包在肩》，塞亞爾作《國破人亡》，埃尼克作《大七事件》，亞歷克西作《戰斗之后》，匯集成《梅塘之夜》一書于次年出版。又如1909年俄國出版《路標》文集，收錄了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司徒盧威、伊茲戈耶夫、基斯嘉科夫斯基、弗蘭克和格爾申宗等七位文化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的作品。在中國則有《人權論集》，包括胡適的序言和六篇文章，羅隆基的三篇文章和梁實秋的一篇文章，1930年1月由新月出版社出版。　

　　魯迅也有一些合作作品。屬于第一類的，有1906年5月上海普及書局出版的《中國礦產志》，署“江寧顧瑯會稽周樹人合纂”，馬良所作序云：“顧周兩君學礦多年，頗有心得，慨祖國地大物博之無稽，爰著《中國礦產志》一冊，……”后由唐弢編入《魯迅全集補遺續編》。　

　　還有1928年1月未名社出版的《小約翰》，魯迅在《馬上支日記》中提到系與齊壽山“同譯”，而在《〈小約翰〉引言》中則說，“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經幫我譯過《工人綏惠略夫》的齊宗頤君，躲在中央公園的一間紅墻的小屋里，先譯成一部草稿”；后自行整理譯稿，“稍加修正，并且謄清”。“可惜我的老同事齊君現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別以來，迄今未通消息，雖有疑難，也無從商酌或爭論了。倘有誤譯，負責自然由我。”出版時署“魯迅譯”。該書收入1938年版《魯迅全集》和1958年版《魯迅譯文集》。　

　　1929年11月上海春潮書局出版的海爾密尼亞·至爾·妙倫著《小彼得》，魯迅在《〈小彼得〉譯本序》中說：“這連貫的童話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的譯本（1927年東京曉星閣出版），我選給譯者，作為學習日文之用的。逐次學過，就順手譯出，結果是成了這一部中文的書。但是，凡學習外國文字的，開手不久便選讀童話，我以為不能算不對，然而開手就翻譯童話，卻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譯，令讀者看得費力。這譯本原先就很有這弊病，所以我當校改之際，就大加改譯了一通，比較地近于流暢了。——這也就是說，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處來，也已經是校改者的責任。”似乎性質與《小約翰》相近。然此書譯者署名“許霞”，這是許廣平的原名；魯迅自己嘗用筆名“許遐”，卻未用過“許霞”。在魯迅自訂《魯迅譯著書目》中，《小彼得》未與《小約翰》等并列，而屬于“譯著之外，又有”之“所校訂者”，注明“許霞譯”，與柔石作《二月》、葉永蓁作《小小十年》、韋叢蕪譯《窮人》、李霽野譯《黑假面人》、梅川譯《紅笑》、周建人譯《進化與退化》、柔石譯《浮士德與城》、賀非譯《靜靜的頓河》和侍桁譯《鐵甲列車第一四－六九》同歸一類。　

　　1933年12月榮寶齋影印的《北平箋譜》，署“魯迅西諦編”，據書末所附鄭振鐸《訪箋雜記》，系由鄭氏“搜訪箋樣”，而魯迅“負最后選擇的責任”，兩位編者的成果與權利亦無法分割。　

　　屬于第二類的，有1909年2月和6月在東京出版的“會稽周氏兄弟纂譯”《域外小說集》，第一冊之《謾》和《默》，第二冊之《四日》署“樹人譯”，余均署“作人譯”。1921年上海群益書社出版《域外小說集》增訂本，署“周作人譯”，序中仍聲明：“其中的迦爾洵的《四日》，安特來夫的《謾》和《默》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譯的。”類似情況有1922年5月和1923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和《現代日本小說集》，前者署“周作人譯”，后者署“周作人編譯”，但二書序言分別說明：“其中三篇（《微笑》、《白母親》與《猶太人》）是我的兄弟建人譯的，而安特來夫，契里珂夫，阿爾志跋綏夫各二篇，跋佐夫，亢德與亞勒吉阿各一篇，卻是魯迅君的翻譯，現在得了他的贊同，也收在這集子里了。”“這里邊夏目，森，有島，江口，菊池，芥川等六人的作品，是魯迅君翻譯，其余是我所譯的。”魯迅所譯以后均分割出，收入1938年版《魯迅全集》和1958年版《魯迅譯文集》。　

　　魯迅1930年所譯刈米達夫著《藥用植物》，收入1936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藥用植物及其他》一書，署“樂文等譯著”。《藥用植物》列為上編，下編《其他藥用植物》包括許炳熙、陳陽均等所作五篇論文。《藥用植物》以后被分割出，作為附編收入1938年版《魯迅全集》。　

　　1929年4月和9月朝花社出版《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1）：奇劍及其他》和《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2）：在沙漠上及其他》，卷首均有魯迅以“朝花社同人”名義所撰《小引》，前一種收短篇小說十三篇，其中迦爾洵作《一篇很短的傳奇》，淑雪兼珂作《貴家婦女》、《波蘭姑娘》，腓立普作《食人人種的話》、《捕獅》系魯迅所譯，另有柔石譯一篇，真吾譯五篇，梅川譯兩篇；后二種收短篇小說十二篇，其中巴羅哈作《放浪者伊利沙辟臺》、《跋司珂族的人們》，倫支作《在沙漠上》，雅各武萊夫作《農夫》系魯迅所譯，另有真吾、柔石各譯四篇。魯迅譯作后被分割出，收入1938年版《魯迅全集》和1958年版《魯迅譯文集》，但卻沒有保留《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這名目。　

　　1922年7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愛羅先珂童話集》署“魯迅譯”，1933年1月和3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豎琴》和《一天的工作》署“魯迅編譯”，其實也是合作作品。魯迅在《〈愛羅先珂童話集〉序》中說：“本集的十二篇文章中，《自敘傳》和《為跌下而造的塔》是胡愈之先生譯的，《虹之國》是馥泉先生譯的，其余是我譯的。”《豎琴》所收十篇，魯迅譯七篇，柔石譯兩篇，靖華譯一篇；《一天的工作》所收十篇，魯迅譯八篇，文尹譯包括用作書名的《一天的工作》在內的兩篇。二書本系魯迅擬編《新俄小說家二十人集》之上下冊；后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建議將兩冊合編為《蘇聯作家二十人集》，魯迅表示：“《豎琴》和《一天的工作》可以如來信所示，合為一本。新的書名很好。序文也可以合為一篇。”（1936年7月7日致趙家璧）該合集于1936年7月出版。1938年版《魯迅全集》已將《愛羅先珂童話集》里非魯迅所譯者分割出，1958年版《魯迅譯文集》中，《豎琴》和《一天的工作》里非魯迅所譯者也被分割出去。　

　　1933年4月上海青光書局出版的“魯迅與景宋的通信”《兩地書》，也應歸在這一類里。魯迅1932年8月17日致許壽裳：“上海近已稍涼，但弟仍一無所作，為啖飯計，擬整理弟與景宋通信，付書坊出版以圖版稅，昨今一看，雖不肉麻，而亦無大意義，故是否編定，亦未決也。”1932年10月20日致李小峰：“通信正在鈔錄，尚不到三分之一，全部約當有十四五萬字，則抄成恐當在年底。成后我當看一遍并作序，也略需時，總之今年恐不能付印了。”1932年10月31日日記：“夜排比《兩地書》迄，凡分三集。”1933年1月13日日記：“復閱《兩地書》迄。”《兩地書》收錄的是魯迅與許廣平1925年3至7月，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和1929年5至6月的通信。這是一部“往來書信集”。類似編法，國內此前有1920年5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田漢、宗白華、郭沫若著《三葉集》，——田漢稱之為“中國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后來又有《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張元濟蔡元培來往書信集》、《陳垣往來書信集》、《胡適來往書信選》、《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與楊聯陞往來書信集》、《胡適王重民先生往來書信集》、《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李劼人晚年書信集》、《暮年上娛：葉圣陶俞平伯書信集》、《涸轍舊簡：葉圣陶賈祖璋京閩通信集》等。國外則有《列·尼·托爾斯泰與俄國作家通信集》、《E。B。懷特書信選集》、《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往來書簡集》等。這其中有些為他人編輯，或與《兩地書》性質稍有差異；然《E。B。懷特書信選集》編者是E。B。懷特一位老友之女多蘿西·洛布拉諾·戈思，得到了作者的認可；《三葉集》則由田漢、宗白華、郭沫若自己編就。　

　　“往來書信集”的好處，誠如《列·尼·托爾斯泰與俄國作家通信集》編者蘇·阿·羅扎諾娃所說：“你來我往的通信可以使人聽到對話雙方的聲音，信中包含的內容揭示著他們的相互關系和對周圍世界態度的性質，以及雙方個性本身各自具有的特點。”但是書信還有另外一種編選方式，即只收一方所作。這樣的書信集或包括書信的全集，如《田漢全集》、《宗白華全集》和《郭沫若全集》等，相當常見。況且，存留世間的書信很多已是“有來無往”。就連《兩地書》也不完整，如“第一集北京”中，許廣平1925年5月9日信前，“其間缺魯迅5月8日信一封”；魯迅同年5月30日信前，“其間缺廣平留字一紙”；魯迅6月28日信“前缺”，此前“其間當有缺失，約二三封”；魯迅6月29日信前，“此間缺廣平28日信一封”；魯迅7月9日信前，“其間當缺往來信札數封，不知確數”，——即如魯迅所說：“其中雖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當時沒有留心，早經遺失，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災兵燹的。”由此可知一方信件作為作品的獨立性，未必非得依賴另一方信件的存在、依賴與另一方信件的對應關系得以成立。即使是“情書”，如卡夫卡的《致菲莉斯》、《致密倫娜》也只是一方之作。1946年10月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許廣平編《魯迅書簡》，以及1958年版、1981年版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均只收錄魯迅的信件。2005年版《魯迅全集》收錄了《兩地書》中魯迅的原信，而未收錄許廣平的原信，實際上已經對這批往來書信作了分割。如果以書名《兩地書》為由認為其中內容不可分割，那么前述《一天的工作》、《蘇聯作家二十人集》的書名和《域外小說集》“會稽周氏兄弟纂譯”的署名也應視為同樣的限定。附帶說一句，對比原信，魯迅編輯出版《兩地書》時多有改動，大概已不宜當做他與許廣平的私人通信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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