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與盜版書商的暗戰

　　馬未都的盜版還比正版賣得貴

　　新書的原版到底是怎樣流出去的?“排版的地方、出菲林的地方、印刷廠等很多環節都有可能流轉出去，出版社很難監控，可謂防不勝防。”長江文藝出版社編輯陽繼波說，“有的重點書，出版社采取的辦法是一次性把貨鋪足，迅速占領賣場，只有這樣才能適當地遏制一下。”

　　即使是這樣，單個的出版社和盜版書商之間的抗爭，完全是杯水車薪。曹東談起盜版書商之間的奪版風波，富有情節，極為生動。“眾盜版商之間爭奪樣書的‘戰爭’，催生了一批兼職‘拿手’。這些‘拿手’多為來往北京與本地之間的客車司機，他們利用工作之便，第一時間內拿到樣書，然后以高昂的價格賣給盜版商。比如每年4月份司法考試輔導樣書，在鄭州的最高價每套(三本)賣到五千元，即便如此，購買者仍趨之若鶩。制版公司、印刷廠都可以外泄原版。”曹東說，制版商通過種種手段第一時間拿到樣書，然后制版，這樣的一條龍服務受到許多盜版商的歡迎，只要能保證及時性，他們寧愿出高價購買樣書的膠片。

　　退出盜版游戲的張國忠，在長文中詳盡地介紹了一本書從選擇樣書、制版印刷、交貨、選擇物流公司、發貨的六大流程。張國忠說，“對時間性要求不強的樣書，只需到書店里購買即可。真正令盜版商頭疼的是時間性較強的樣書，因為他需要和競爭對手爭分奪秒，這意味著誰的書最先印刷出來，誰就能搶占市場。相反，遲到者將面臨巨大的風險，除有可能虧錢之外，更嚴峻的在于存貨有可能被執法部門查到。因此，為率先拿到樣書，各盜版商無所不用其極，有的甚至不惜花費重金購買，從而展開了一場盜版樣書爭奪的‘生死時速’”。

　　不過，出版社在搶出新書時，也有穿幫的時候。《馬未都說收藏·家具篇》就曾遭遇在正式出版前被盜版的情況，正版圖書售價29元，而盜版圖書售價39元，整整貴了10元錢。馬未都曾在采訪中稱，自己在小攤上掏錢買了5本，山寨版《家具篇》與正版并無二樣，印制精美，用紙講究。馬未都說，他以前見過很多盜版書，大多是在小攤上，粗制濫造，賣得也很便宜，5元10元一本，他倒從未見過盜版賣得比正版貴的。

　　地攤是盜版書銷售的最后一節鏈條。符馬活感嘆說，“書展一年才一次，但盜版書巨頭們控制的盜版書展銷，早已送書進社區了。”就在最近，符馬活和盜版書商“過上了一招”，見識了他們驚人的工作效率。符馬活在上月推出的新書《妖孽，妖孽》，在上市前，就被盜版書商盯上了，并搶在了他之前“面市”。對猖獗的盜版已經習以為常的符馬活，沒想到盜版書商下手那么快，眼光如此之準，符馬活因此斷言：“這本書一定能火”。

　　盜版書商向作者求簽名

　　因《盜墓筆記》走紅的網絡作家南派三叔，有一次去北京，和他的出版人沈浩波以及編輯們吃飯。吃完飯回出版公司的路上，就在磨鐵文化的樓下，看到一個流動的盜版書攤，里面有《盜墓筆記》全集、《誅仙》全集、《明朝那些事兒》全集等磨鐵出版的招牌書，沈浩波看到后，大怒。南派三叔感嘆，“書攤擺到出版公司樓下，真是太諷刺了，當時我們表明身份后，滿以為攤主會落荒而逃，沒想到攤主愕然半晌，突然滿臉堆笑，拿出一本磚頭厚的《盜墓筆記》全集說：‘那您給我簽個名吧’”。

　　談起被盜經歷，沈浩波說，《盜墓筆記》是他們出版的書籍當中，被盜版數量最多的一種，因為盜版，他們虧損了200萬左右。

　　早前，沈浩波也曾因淘寶網上有眾多網店以低于批發價3至6元的價格大量銷售盜版的《盜墓筆記4》，將淘寶訴諸法庭，最終一審勝訴。這成為國內因網站注冊賣家通過互聯網銷售盜版產品，網站承擔賠償責任的首個案例。不過，淘寶僅僅賠了2000元。沈浩波認為，法律不保護書商，對盜版打擊不嚴厲，這是法律的一個缺失。作家和盜版書之間的較量，實際上一直都沒有停止。甚至沒有哪一個暢銷書作者能夠逃脫被盜的命運。鄭淵潔說，杜絕盜版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作品寫差，賣不動，盜版自然會絕跡。

　　童話大王“打”盜版

　　在和盜版的斗爭中，鄭淵潔更像一個善于打持久戰的戰士，盜版纏身，每逢盜版，必定出擊。鄭淵潔說，最初他只是自己查盜版發現了舒克和貝塔連環畫被盜版，他就到北京市新聞出版局舉報，后來設置的防偽標識，是受到魯迅的啟發。

　　“上世紀30年代出版商李曉峰在出版魯迅作品時與魯迅發生糾紛，于是，魯迅在1929年北新書局出版他的《吶喊》和《中國小說史略》時，就在每本書上貼上魯迅自己設計的印書證。”鄭淵潔效仿魯迅，所有在圖書市場銷售的正版書，都貼有“鄭淵潔授權”防偽標識。當使用驗鈔燈照射防偽標識后，里面會顯示水印，而沒有防偽標識或者有防偽標識而無水印的，即為盜版書。

　　鄭淵潔在打盜版中發現，盜版分為盜版書商的盜印、出版社隱瞞印數以及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強行拉入某一套叢書。“隱瞞印數這種盜版比個體書商對作家的傷害更大。那個是屬于偷，這個就屬于騙了。偷和被詐騙的感覺不一樣，詐騙讓人感覺自己像傻子一樣，非常不舒服。”

　　有此遭遇的作家不在少數，石康、趙凝等幾位作家就曾遭遇到被收編出版的情況。2005年，盜版書商策劃并冠名了“新新人類邊緣叢書”，以大型文學叢書的形式出版了包括他們在內十幾位作者的小說作品，無計可施的作家們只有以公開信的形式申訴他們的被盜經歷。

　　在信中，他們不無憤慨而又無奈地說：“現在中國的出版界，居然已經混亂到了隨便是個人，隨便拿一本其他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書，再隨便‘借’用某家出版社的名稱就可以出書的地步!甚至連書號都照搬不誤!這樣猖獗的違法行為究竟有沒有人來管?究竟有沒有人來維護我們作者的權益和尊嚴?如果有，在哪里?"就在近日舉行的上海書展上，李承鵬剛出版的小說賣了滿堂紅，他卻稱自己終于明白了出版圈的“黑”，爆料說：“有時，有些書商告訴作者，他印了5萬冊書，其實他印了8萬冊，但他就給你5萬冊的稿費。”

　　鄭淵潔認為，作家一旦發現盜版，就要有所行動。因為打擊盜印《皮皮魯總動員》，共抓8人，收繳盜版書320萬本，盜版金額兩千多萬元，《新聞聯播》對該事件予以關注，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社長張秋林說，該案震懾了盜版分子，力挫盜版書商。

　　不過，曹東認為，在行業內有一條“有所盜，有所不盜”不成文的規則：政治類圖書一律不要碰，“誰碰是傻瓜”。曹東說，在他身邊，最近就有一個朋友盜印港版“文革”題材的圖書被抓了進去，盡管這是一個高利潤的行業，但也意味著有很高的政治風險。

　　追逐利潤依然是盜版書商的唯一目的，有利可圖，又怎樣才能杜絕他們不去求利呢?